（∼續前期）
◎台灣開港通商
1860年以前，英、美的船舶已頻頻造訪台灣，主要是想獲得台灣的樟腦， 而當時台灣尚未開放對外通商，英美商人只能進行非法的走私交易。

直到1850年代， 清廷在兩次的英法聯軍之役中戰敗，與英法簽定《天津條約》（1858）、 《北京條約》（1860），將台灣的安平與淡水港開放為通商口岸，准許外國人來台從事貿易。 隨後，又增列雞籠（基隆）與打狗（高雄）兩個港口。

由於開放通商，清廷由總稅務司派員來台，在淡水及安平設置關稅務司， 負責海關事務。外國人獲准進入台灣開設公司，稱作「洋行」， 當時來台的洋行，較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德記洋行」等。

洋行由於不熟悉台灣本地的文化及語言，因此多透過雇用華人（稱為「買辦」）來協助其當地進行商務活動。這些 熟悉外國語言與本地民情的華人買辦，有效成為外國商人與本地居民之間的溝通媒介。而他們學習到洋人的商業經 營方法，也跟著崛起，自行開創事業，而成為的新興實業家。

外商洋行進入台灣，促成台灣出口貿易趨向繁榮，特 別是樟腦與茶葉， 促使北台灣山地的加速開發，影響所及， 促使清廷更積極推動「開山撫番」的政策。

通商之後，外國傳教士也紛紛來台傳教。最知名的有馬雅各（James L. Maxwell）在台灣 南部、馬偕在北台 灣傳教。為了便於傳教，傳教士也致力於行醫與推展教育，將西方現代知識介紹到台灣來。

圖：鵝鑾鼻燈塔（光緒9年啟用）

◎西方勢力引起的糾紛與衝突

在台灣未對外開放以前，台灣因位於東亞航線必經之地，就曾經多次發生國際糾紛事件。

例如， 從道光30年（1850）至清末，台灣附近海域有近90艘外國船舶失事，船難倖存者踏上台灣的土地，有時遭遇劫殺， 引起外國政府的關切。台灣開放通商後，也發生過幾起較重大的涉外事件。

羅妹號事件：同治6年（1867年），一艘美國商船「羅妹號」（the Rover）在屏東瑯嶠（恆春） 外海觸礁沉沒，部份船員登陸獲救，卻遭到當地原住民殺害。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Charles W. LeGendre， 一稱李仙得），與福建官方交涉，清廷卻答以「生番之地不隸中國版圖，難用兵究辦」。於是美國艦艇砲擊瑯嶠 原住民部落，並派陸戰隊登陸，卻無功而返。後來，李讓禮親自到台灣瑯嶠，與原位民頭目卓杞篤（Tauketok）談判， 達成協議，並獲得台灣總兵的認可，同意未來將保障船難者的安全。在這期間，外國政府強烈建議台灣官府應興建燈塔， 提供間夜導引，以保障航海安全。在晚清時期，最早建成的燈塔是澎湖的西嶼燈塔，恆春的鵝鑾鼻燈塔也於 光緒9年（1883）完工啟用。

樟腦紛爭：台灣開放通商初期，樟腦為出口大宗，被英國商人壟斷。同治2年（1863），清廷下令樟腦收歸官辦， 引起外商不滿，多私下透過本地商人進行走私交易。同治7年（1868），有一位名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的英商，走私樟腦，被官府逮到，而全數沒收，雙方發生衝突。這時其他外國洋行也透過各國駐台領事向中國官員施壓， 請求本國政府派兵協助。同治7年（1868）10月，英艦抵達安平，派兵強行登陸，擊敗清軍，佔領安平市街。清廷只好讓步， 同意撤銷樟腦官辦及賠償英商的損失。

寶順洋行租屋事件：同治7年，英商寶順洋行（Dodd & Co.）在台北艋舺（萬華）租屋作為店面，不料屋主的 親屬不許洋行人員進駐，雙方爆發流血衝突，後來在外國領事介入處理才平息此事。這一衝突事件反映出台灣開放之初， 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彼此欠缺了解，因此造成一些誤解而導致衝突。在同治年間，外國傳教士抵台傳教，也遇 過不少類似的衝突，官方稱作「教案」。1870年代以後，衝突的案例已逐漸減少。

大南澳事件：同治年間（1862－1874），德國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夥同英國商人荷恩等人，在宜蘭南澳 附近的大南澳建立堡壘，展開屯墾。然後逐步擴大基地，伐山煮腦，添僱兵勇，以殖民統治者自居。清廷得知此事， 勸阻無效後，透過外交交涉，向英、德提出抗議。英國領事雖然同意將荷恩撤出南澳，卻遲未行動，同時聲稱大南澳為生番 居住地，不屬於中國領土。後來，荷恩遭遇船難溺斃，屯墾行動後繼無人，大南澳事件才告落幕。

圖：牡丹社事件－石門古戰場

◎牡丹社事件與清法戰爭

清朝統治台灣以來（1683年），雖然「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但都屬於內部民變，從未遭遇外患入侵。

鴉片戰爭（1840－1842）期間，英艦曾進犯基隆，但觸礁擱淺，造成多名官兵被清兵俘擄。 從台灣通商開放以後，至割台之前，則被捲入兩場戰爭。一為「牡丹社事件」，一為「清法戰爭」。

牡丹社事件：同治10年（1871）12月，一批琉球宮古島漁民在台灣附近海域遭遇船難，船隻漂流至屏東八 瑤灣，琉球漁民登陸求救，卻遭到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部份倖存者後來由清廷官方送返琉球。日本政府 向清廷抗議並究責，清廷卻以生番化外之地，並非清廷管轄，敷衍應付。於是日本於同治13年（1874）擅自出兵， 攻打牡丹社原住民，並在當地駐兵，打算長期佔領。清廷得知訊息，才急忙應付，最後在英國斡旋下，賠款五十萬兩， 日本才撤兵，退出台灣。

清法戰爭：清法戰爭肇因於兩國因安南（越南）問題而發生衝突，戰火波及台灣。光緒10年（1884），法艦 在孤拔的統帥下，分別攻打基隆、淡水兩港；後來法軍佔領基隆，與清兵相持數月；次年，法軍又攻佔澎湖。最後清法兩國議和， 法軍才撤出基隆、澎湖，而孤拔則在撤軍之前，病歿於澎湖。當年法軍來襲，台灣人稱為「西仔反」，有強烈抗敵的決心，淡 水一役，清軍及台灣兵勇成功擊退入侵的法兵（註1）。

牡丹社事件紀念碑（立於日治時代）。	恆春城。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所建。

圖：台南「億載金城」砲台

◎開山撫番與行政改革

「牡丹社事件」，日本入侵台灣，終於使清廷體認國際局勢的變化，開始注重台灣的重要性。同治13年（1874年）， 清廷任命沈葆楨 為欽差大臣，趕赴來台處理善後。

沈葆楨來台，立即加強台灣防務，在安平建造「億載金城」砲台以保障府城安全。

事件結束後，沈葆楨考察台灣局勢，建議幾項重要措施，以強化台灣的建設：

開山撫番：鑑於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初，清廷以生番不隸屬於大清帝國，給予日本擅自出兵的藉口。枕葆楨提出 「開山撫番」的政策，將全島原住民都歸於清朝的統治。為了開山撫番，他派遣官兵開闢了三條山區道路，一條在南台灣， 相當於今日的南迴公路；一條在中台灣，就是現在所謂的「八通關古道」；另一條道路北起蘇澳，南抵花蓮，是現 在「蘇花公路」的前身。

圖：沈葆楨

調整行政區域：新設「台北府」，轄新竹縣、淡水縣、宜蘭縣（原噶瑪蘭廳） 及基隆廳；南部的「台灣府」則增設恆春縣，設縣城於瑯嶠（今恆春）。

解除不合時宜的禁令：在沈葆楨建議下，清廷取消了過去種種不合理的政策，例如：（一）取消渡台禁令， 且鼓勵大陸人民自由來台，且可以攜眷。（二）取消入山禁令，在不影響原住民權益的情況下，准許一般人民入山 樵採及開發山林。（三）取消販鐵禁令。原本為防內亂，清廷只准全台設立27家鐵店，至此解除禁令，使人民得以自 由販鐵。

次年，沈葆楨返回大陸。隨後，福建巡撫丁日昌在台灣推行一些新政，繼續開山撫番，同時鼓勵大陸移民來台。 在丁日昌任內，架設了台南到高雄的電報線。丁日昌在台時間不長，新政成效有限。清末台灣大規模的近代化新政 則是在劉銘傳主政時才開始大力推展。

圖：獅球嶺隧道

◎劉銘傳的近代化建設

光緒10年（1884），清法戰爭爆發後，劉銘傳奉令來台統籌戰事；戰後，台灣建省，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台灣巡撫，開始經營 台灣。劉銘傳任內，再次調整台灣的行政區域，將全省設三個府，並增加縣廳。其主要的施政內容有：

防備及練兵：清法戰爭後，劉銘傳積極加強台灣的防備能力，包括設立軍械所、機器局、火藥局、水雷局； 並在基隆、淡水等港口增築砲臺，購入新式大砲，並組織團練兵勇及改良地 方保甲制度，以因應外國勢力的挑戰。

撫番：光緒12年（1886），設立「撫墾局」，以處理原住民事務及進行山地拓墾。並設立「番學堂」，以教育原住民兒童。 劉銘傳以勦撫並用的方式，將部份山地原住民納入清廷的統治。

清賦：劉銘傳全面進行清查土地，以增加課稅的基礎，並改革稅制，實施「減四留六」法；「小租戶」將原先應 給「大租戶」的田租，只繳60%交給大租戶，而扣下40%（代為扣繳），繳給政府，廢除大租戶納賦義務，而使小租戶成 實際的納稅者。這一改革使政府較容易收到田賦。劉銘傳清查土地，查出大量可課稅的土地，又改革了稅賦，使省府稅收大幅 增加，做為推動近代化建設的資源。

圖：台北城電燈啟用（1889年）

當時，劉銘傳致力於各種近代化的新建設。內容包括：（一）開採基隆煤礦，不過因管理不善，發生虧損， 實際成效不佳。（二）購置輪船，發展台灣與福建的航運，並延伸至新加坡、西貢與呂宋。（三）鋪設淡水至福州的 海底電纜線及台北至台南的電報線。（四）修築鐵路：在任內完成台北至基隆的鐵路，並由繼任的巡撫邵友濂完成 至新竹的鐵路。（五）建立現代郵政制度，以取代清朝傳統傳遞公文的方式。（六）開辦西學堂，請外國人來教授外 語及史地、算術等課程，以引入西方現代知識。（七）建設台北城，包括鋪設道路、引進人力車及馬車，並建立一座 小型發電廠，在城內重要的地段裝設電燈等。

1891年，劉銘傳因新政受到批評及財政負擔等問題，加上朝廷不支持，於是黯然去職。隨後離開台灣，台灣近代化的建設或中止， 或縮小規模。由於新政實施的時間僅短短幾年，劉銘傳所完成的近代化成效相當有限。然而，他開風氣之先，可說是台灣近代化的 領航者。

圖：淡水港

◎台灣南北地位的轉變

台灣未開放對外通商以前，稻米與蔗糖是出口的大宗，以國內貿易為主，經濟的重心在台灣南部。 台灣府的府治設於台南市。因此台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都在台灣南部。

1860年以後，台灣開放開埠，貿易的對象擴大，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成為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 當時外國對台灣樟腦的需求量極大，而樟腦主要生產於台灣中、北部山區，因此加速北台灣的開發。

茶葉更是繼樟腦之後，成為台灣開港後重要的出口產品。台灣早期生產的茶葉品質欠佳，較少出口， 也沒有大規模種植。開港後，英國商人陶德（John Dodd）於同治5年（1886）從福建安溪引進茶樹， 在台北木柵一帶試種，又投資製茶廠，成功改良台灣的茶葉，並命名為「烏龍茶」（Oolong-tea）；三年後，開始外銷， 受到國際市場歡迎，帶動台灣茶葉外銷的榮景。直到清末時，台北盆地及桃園、新竹的山地丘陵遍植茶樹， 北台灣的經濟更趨繁榮（註2）。

台灣開港之後，茶葉、樟腦與稻米成為台灣三大出口品，而前兩者的產地都以北台灣為主，使得台灣的經濟 重心北移，淡水取代安平港，成為台灣最大的國際港。台灣建省之時，原本劉銘傳選定設省府於台中， 最後落腳於台北城，其背後亦反映出北台灣經濟實力的崛起，台灣的政治中心終於亦隨之而由南而北移。

圖：劉銘傳

◎馬關條約與割讓台灣

光緒20年（1894年），中國與日本因朝鮮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擔心日本趁機入侵台灣， 因此以唐景崧出任台灣巡撫，鎮守北台灣；以劉永福為總兵，防禦南台灣。

清廷的陸軍在朝鮮戰敗，日軍長驅直入遼東；而北洋艦隊則在黃海被日本艦隊擊敗，清廷只好向日本求和。 1895年4月7日，清廷特使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於下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 澎湖及附屬島嶼，全部割讓給日本。清朝統治台灣二百一十二年，最後的二十年，銳意經營台灣， 奠下台灣近代化的初步基礎，至此拱手讓人（註3）。
（「清領時期」全文結束。...前往：「日治時期」）

日期：2008.02.14

清法戰爭後，劉銘傳重新建造的二沙灣砲台（攝於日治時代）。

註1：清法戰爭的相關旅記，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