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4）是台北建城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儘管台北市文化局很早就已規劃一系列紀念活動， 而我卻沒注意這則新聞。

三月初，山友小周兄寫 一篇「西仔反－清法戰爭與臺灣特展雜記」， 我才注意這件事。後來我與山友幾次探訪基隆清法戰爭古塹壕遺址， 又蒐尋相關資料，便漸漸對台北城的歷史產生興趣。

台北城建造於光緒十年（1884），正值清法戰爭期間。台灣為主戰場，基隆、淡水皆被戰禍。四月間， 至暖暖尋訪古塹壕遺址時，小周兄向我提及台北建城紀念活動，其中一項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計劃模擬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坐著官轎進城的歷史鏡頭，以紀念這一建城歷史盛事。 小周兄有感而發地說：「不應該只紀念劉銘傳而已。其實劉銘傳與台北建城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反而應該要紀念劉璈。」

這是不是一種歷史的失憶呢？

圖：北門（承恩門）

劉璈是誰？很多人大概不認識。我也是今年才認識這個歷史人物，他曾任職「台灣兵備道」，是劉銘傳的政治宿敵。

台灣尚未建省之前，行政區屬於「福建省台灣道」。福建巡撫春夏駐台，秋冬駐閩，兩地輪流駐紮辦公。 台灣道劉璈則為福建巡撫之下，台灣地區最高行政長官。

劉璈，湖南人，為湘軍將領左宗棠門下，同治十三年（1874）來台處理牡丹社善後事宜， 專辦建築恆春城工務。光緒七年（1881）又來台，擔任台灣兵備道。任職台灣道期間，《台灣通史》 作者連橫形容他「勇於任事，不避艱鉅，整飾吏治，振作文風。」

台北築城之議，可追溯至沈葆楨光緒元年（1875）上書的「台北擬建一府三縣摺」。沈葆楨曾兩度來台， 一為牡丹社事件，另一獅頭社番民之亂。 他體認到台灣的戰略地位日趨重要，而列強有覬覦之心，須加強練兵籌防。同治年間，沈葆楨即有台灣建省之議，但未獲清廷重視。 沈葆楨亦認為北台灣地位日益重要，故向朝廷建議設置「台北府」，使北部與南部（台灣府）取得行政同等地位。 這項建議獲得清廷允許，並准建台北府城。

圖：北門，採碉堡式城門樓，以利於防禦

其後，沈葆楨保薦林達泉出任台北府第一任知府。

林達泉奉旨試署台北知府，於光緒四年（1878）到任， 他選定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荒僻平野，作為未來台北城的城址。林達泉到任僅七個月，因積勞卒於官署。 時間雖短暫，卻是台北城的奠基者。

光緒五年（1879），陳星聚於台北正式開府，開始擬定建城計劃，但苦於經費不足，又受限於城址水田土質鬆軟， 於是先植竹培土，期三、四年後，使基地紮實，然後再正式建城。（註：後來，陳星聚直接參與興築台北城， 光緒十一年，卒於台北知府任期內。）

光緒七年（1881）貴州巡撫岑毓英調任福建巡撫，任務為「渡台籌邊」，於是對台北府建城之事轉趨積極， 岑毓英「親臨履勘，劃定基址」。光緒八年（1882）一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興工。同年五月， 岑毓英奉調署理雲貴總督，台灣事務，遂交由台灣道劉璈負責。

劉璈巡視台北城基後，推翻前人的規劃。劉璈專精堪輿風水之學，又有修築恆春城的實務經驗。 他認為岑毓英城基規劃不妥，將使台北城「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相書屬五兇。」於是劉璈乃更改城基方向， 將整座城廓向東旋轉13度，使北城牆後方有七星山可做為倚靠，台北城的城座方向變為向東北、西南傾斜。

這風水之說，靈不靈？且不論後來國家命運如何，台北城完工後，一百多年來，做為台灣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的地位始終屹立不搖。

光緒十年（1884）十一月，台北城完工。城牆周徑一五O六丈，壁高丈五，雉垛高三尺，城牆上路寬丈二， 可容兩馬並轡而行。開五城門，分別為東門（景福） 、西門（寶成） 、南門（麗正） 、北門（承恩） 、 小南門（重熙） ，建城石材則取自大直北勢湖。 這座城，經歷沈葆楨、林達泉、陳星聚、岑毓英等的倡議及規劃，最後完成於劉璈之手。

據德人辛慈研究，台北城是中國最後一座依風水建造的城市。

圖：北門，侷促於高架道路旁

光緒十年（1884），爆發清法戰爭，法軍向台灣進侵。清廷急調劉銘傳赴台督軍， 主持戰局。於是劉銘傳主守北部，劉璈守南部。

劉璈主持台灣防務，出身湘軍； 劉銘傳卻是朝廷派來的督軍，為淮軍背景，兩人對防務意見不同。

劉璈防務採「重南輕北」政策，四十營軍力中僅九營駐紮於台灣北部。劉銘傳來台， 將大本營設於台北。當時，劉銘傳苦於短缺軍餉，而台灣道尚有庫存銀一百五十萬兩， 於是命劉璈撥五十萬兩以應軍急，劉璈不從。劉銘傳為淮軍背景，劉璈為湘軍系統， 湘淮軍之間本有齟齬，又為軍餉問題，兩人結下怨仇。

清法戰爭期間，台灣北部情勢險峻，劉銘傳一度考慮遷大本營於竹塹（新竹）以避戰禍， 遭台北士紳強烈反對。後法軍謀攻滬尾（淡水），劉銘傳突撤基隆防務， 將兵力調往滬尾，基隆因而失守。 劉璈乃上奏，責劉銘傳失職，兩人更為交惡。

戰後，光緒11年（1885），台灣建省，劉銘傳因戰功被授為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劉璈鬥爭白熱化， 各向上級告狀對方。後來劉銘傳羅織罪名，彈劾劉璈涉及不法貪瀆十八款，語多不實，致使劉璈獲 罪遭流放黑龍江，當時仕紳咸為劉璈喊冤。

此後，劉銘傳任職台灣巡撫期間，積極推動台灣現代化， 得罪眾多仕紳商，亦頻遭檢舉， 最後因基隆煤礦弊案，心灰意冷，黯然離台。 兩劉恩怨，以悲劇收場。

劉銘傳為台灣現代化之父，劉璈為台北城的實際創建者，兩人治台都有功績，均為不可多得之人才。 然而兩虎不相容，致使兩人先後被迫離台，一流死於邊疆，一黯然歸故里。對此，連橫深表惋惜， 他感慨評論此事：

「法人之役，劉銘傳治軍臺北，而劉璈駐南，皆有經國之才。使璈不以罪去，輔佐巡撫， 以經理臺疆，南北俱舉，必有可觀。而銘傳竟不能容之。非才之難，而所以用之者實難，有以哉！」

圖：北門，夕陽光影

台北城，這大清帝國最後建造的一座城池，城廓規模全台首屈一指，卻只是帝國命運的迴光返照而已。 台北城始終沒有機會發揮「巖疆鎖鑰」阻扼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

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 日軍在辜顯榮導引下，不費兵卒之力， 從北門進入台北城，佔領這座城市，開啟日本人長達半世紀統治台灣的歷史。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底，台北義軍反攻台北城，日本軍隊反而靠著這座堅固的城池保護，居高臨下， 輕易擊潰義軍的攻勢。次年春天，義軍再度反攻台北城，但仍受阻於台北城外。台北城成了敵人的屏障，命運如此作弄人。

明治三十三年（1900），台灣總督府以交通建設為由，開始拆毀台北城的城牆及西門。其餘各城門一度打算全數拆毀， 當時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等學者堅決反對，才得以保留下來。這剩餘的四座城門，成為台北城唯一的遺址。

民國五十四年（1965），這四座城門又遭浩劫。台北市政府以「美化市容」為名，將這幾座已有八十一 年歷史的舊城樓全拆毀，改建成「北方宮殿式」的新城門，當時僅有北門倖免於難。 這是因為都市計劃即將在北門附近興建高架道路，北門遲早要被夷平，所以沒有拆除改建之必要。

後來學者極力爭取，經過激烈爭辯，政府同意修改道路計劃，將高架道路稍為偏斜，於是北門得以保留下來， 但從此侷促於高架道路的包夾之中。北門終能保有歷史原貌至今，只是歷史的偶然與運氣而已。

二十餘年後，逃過一劫的北門終於被列為國家第一級古蹟。今天，想要欣賞一百二十年前的台北 城原貌，惟有北門而已。

圖：北門，巖疆鎖鑰

黃昏時候，我獨自來到北門。北門城樓的磚牆在夕陽柔和的光線下，輝映出一種質樸滄桑的美感。 我站在「巖疆鎖鑰」舊樓額碑石前，懷想這曾有過的歷史滄桑。

日本人拆除台北城時，這塊「巖疆鎖鑰」碑石被移往總督府官邸（今外交部「台北賓館」）， 做為後花園涼亭的基石，每天被日本總督踩於腳下。當時，日本總督府積極將台北城「去中國化」， 城內原有清廷官府建物，如巡撫衙門、布政使衙門、文廟、武廟、天后宮、城隍廟，均遭拆除， 而一棟棟代表日本帝國精神的建築物在台北城內一一自平地而起。

「巖疆鎖鑰」，這曾遭數十年屈辱的碑石，幾經流落，如今終於重返舊址，安置於北門城口， 面對著七星山。我希望它能永遠屹立於此，不會再被移走。

台北建城一百二十週年，我們要紀念什麼？我們要記取什麼教訓？我望著空蕩的城門通道，陷入思考。 劉銘傳、劉璈，都曾經出入過這座城門。

旅記日期：2004.07.02 　

[讀者迴響]

Tony兄新旅記寫得極好，一些錯字我不多提。
「當時劉璈為台灣最高軍事將領」這句話有點語病，臺灣常設最高的軍事長官應該是「臺灣總兵」。劉璈是臺灣道（全銜如下：按察使銜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道台」（道的長官俗稱為道台）原來只是文官，清廷因臺灣地處海外、地位特殊故加兵備銜，給予指揮一部份綠營之權，乃是意圖使與臺灣總兵相互制衡也。另外、臺灣道加按察使銜乃是賦予其司法之終審權力，不必如他地均由省城之按察使負責也，這當然也是清廷因應臺灣特殊環境所設計。--- Fabien （2004-7-2）

有法賓兄為後盾，我寫文章有恃無恐。關於劉璈的官銜內涵，我本來就有些困惑，至於「當時劉璈為台灣最高軍事將領」一語，只是我網路信手拈來，又犯了不察之誤。內文錯誤已更正，法賓兄補充的好，自當附入旅記篇末，以為讀者參考。感謝！…Tony （2004-7-2）

[行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