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期）
台灣共產黨成立後，隨後舉行第一次中央委員會議，選出林木順、林日高、蔡孝乾、莊春火、洪朝宗擔任中央委員， 由林木順出任中央委員會書記長。

而重要的創黨成員謝雪紅（派駐東京，擔任日共聯絡員）、翁澤生（派駐上海，擔任 中共聯絡員）只擔任候補中央委員，這是因為台共的工作重心在台灣島內，所以將島內幾位台共黨員列為中央委員。

台共一成立，幾天之後，就遭遇「上海讀書會事件」的打擊。當時日本駐上海領事探知有一些台灣留學生正 籌組祕密組織，於是展開行動，逮捕「上海台灣學生讀書會」的左派分子共九人，其中包括謝雪紅，都被送返台灣接受 審判。而由於日警還無法掌握台共組織，僅六人被判刑，謝雪紅則以罪證不足，獲判無罪釋放。

這一突發事件打亂了台共原先的佈局。林木順、潘欽信擔心日警已掌握台共的行動，因此取消返台的計劃，暫留上海觀望， 而已在島內的蔡孝乾、洪朝宗、謝玉葉則擔心受捕，陸續逃回中國。原本預定派駐東京的謝雪紅，卻反而停留在台灣。 謝雪紅隨即展開重建台共在島內的組織，並與「新文協」及「台灣農民組合」等左派團體接觸。

而當時的日共，在遭遇「三一五大檢舉」之後，幹部多遭逮捕，組織陷於瓦解，以致台共與日共的聯絡管道暫時中斷。 同年10月，日共重建黨中央，中央委員渡邊政之輔帶著資金與指令，祕密抵達基隆港，準備與台共取得聯繫， 卻在碼頭引起日警注意及盤查，渡邊政之輔企圖逃跑，射殺了一名警察，因無法突圍，最後舉槍自盡。渡邊政之輔 的死亡，使台共與日共之間失去聯繫的機會。次年，4月16日，日共又遭遇一次大規模的逮捕（史稱「四一六大檢舉」） ，組織再次瓦解。台共與日共黨中央的聯繫完全中斷。

圖：基隆港。日共中央委員渡邊政之輔在此地遭日警捕殺

這段期間，在台灣的謝雪紅成為台共的實際領導人，成功地與「新文協」、「農民組合」建立起合作關係。

1929年9月，「農民組合」祕密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決議通過「支持台灣共產黨」，11月，「新文協」第三次全島大會， 謝雪紅支持王敏川取得領導權，而將主張溫和社會主義路線的連溫卿開除會籍。「新文協」、「農民組合」逐漸成為 台共的外圍組織。

台共透過「新文協」、「農民組合」這些合法團體以作為掩護，以擴大影響力，然而1929年2月12日，台灣總督府以 「農民組合」宣傳共產主義，違反《治安警察法》，展開大逮捕（史稱「二一二大檢舉」），使「農民組合」幾乎瓦解， 「新文協」也受波及，台共間接受到不小的打擊。

這一年，由於世界經濟持續惡化，島內的景氣蕭條，失業率上攀，形勢有利於左翼陣營。東京的左派份子蘇新、蕭 來福返台，投入台共；已加入中共的王萬得、吳拱照等人從中國返台，取得台共黨籍，而不少「農民組合」及「新文協」 的左翼份子遭到鎮壓，出獄後亦相繼祕密加入台共。

在這樣的背景下，1929年10月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等台共中央委員，整頓黨務，並將日本、中國返台的左翼份子以及 「新文協」、「農民組合」等菁英納入組織，以強化台共的組織（註1）。

圖：台灣農民組合（台共的外圍組織）全島大會留影

這時，台共內部的路線之爭卻逐漸浮出檯面。

由於謝雪紅在島內重建黨中央以來，認為總督府視共黨為非法組織， 因此台共應藉由合法的團體（如「新文協」、「農民組合」）為掩護，暗中發展實力，以避免因採過於激進路線， 遭到鎮壓而覆滅。

謝雪紅的穩健路線，卻引起人在上海的翁澤生及部份少壯派黨員蘇新等人 的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缺乏理想的「機會主義」（投機）的行為。

而從中國回台加入台共的黨員（部份黨員已加入中共，屬於翁澤生的「上大派」系統）則認為台共既然與日共的 聯繫已中斷，則應該透過在上海的中共系統，與第三國際東方局取得聯繫，直接聽取第三國際指示或接受中共的 指導，以避免在島內盲目摸索的做法。

於是謝雪紅派遣林日高前往上海，希望透過翁澤生的關係，與第三國際東方局取得連 繫（註2），以獲得第三國際給予工作指示。 不料，翁澤生卻拒絕引介，並斥責林日高等台共幹部在島內的路線錯誤，要求林日高繳交台共在台的組織資料。 林日高心生不滿，也因無法達成既定目的而心灰意冷，1930年7月返台之後，林日高宣布脫黨，另一位中央委員莊春火 跟著脫離台共組織。台共黨中央僅剩謝雪紅獨撐大局。

1930年10月底，台共在台北市召開「松山會議」，再次調整組織，雖然謝雪紅仍主導台共的組織及 策略，但蘇新、王萬得等人對謝雪紅的策略提出異議。12月，陳德興由中國返台，帶回翁澤生交付的 第三國際指示，內容批評台共島內黨中央，組織未有進展，領導極為薄弱，要求台共進行組織改造。 謝雪紅拒絕接受，認為這項指示是出於翁澤生的陰謀，而王萬得、蘇新等人則支持這項來自上海的指令。

1931年1月29日，蘇新、蕭來福、陳德興、趙港、王萬得等人祕密集會，成立「改革同盟」， 會中批判謝雪紅的錯誤路線，並選出蘇新、趙港、陳德興、蕭來福、王萬得為中央委員，形成台共內部第二個黨中央。

5月31日，「改革同盟」召開黨第二屆臨時大會，潘欽信以「第三國際東方局派遣員」的身分，報告第三國際的指示 ，宣布謝雪紅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台共必須清算其錯誤，以建立新的政治方針。會中決議開除謝雪紅黨籍，並 選出新的中央委員，由潘欽信、王萬得、蘇新出任中央常任委員，正式建立台共新的黨中央，並起草新的《台灣共產黨 政治大綱》。這份新的政治綱領，使台共脫離了日共系統，根據翁澤生的指示，採取極為左傾的激進路線，這也是當時的 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分裂之後所採取的武裝鬥爭路線。

圖：台灣總督府嚴密的警察系統，神通廣大，有效鎮壓台灣人的抗日運動（圖為當時的諷刺漫畫）

遭到除名的謝雪紅，不甘示弱，於6月初派遣代表赴日本，想辦法與日共黨中央取得聯繫，要求確認翁澤生的指示及「 改革同盟」的成立，是否來自第三國際的指導。

最後終於得到日共黨中央的回覆，表示絕無此事，台共仍應接 受日共指導。然而這時謝雪紅已經被捕入獄。

而新改組的台共黨中央，尚未展開行動，就已遭到日警破獲。1931年2月，「台灣民眾黨」遭總督府勒令解散，而此時日警 已掌握台共組織的線索。3月，趙港被捕；6月，謝雪紅落網；7月，逮捕王萬得、蕭來福；9月，逃亡中的蘇新也被警方查獲。 台共幹部幾乎被一網打盡，組織完全瓦解。

經過法庭審判，台共重要幹部多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這也是1920年代抗日社會政治運動以來刑責最重的一次 判決（註3）。台共組織被破獲後，殘存的「新文協」及「農民組合」亦 陷於停頓，部份成員祕密組織「台灣赤色救援會」，籌劃後續的行動，但隨即於9月遭日警破獲，台灣島內的共黨組織至此 完全覆滅。

台灣共產黨從成立至結束，僅短短三年而已。然而台共的「台灣民族論」、「追求台灣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卻成 為日後海外右翼台獨人士的主張；中共則極力強調台共是在中共的指導及扶持下所建立的。然而從台共的歷史卻證實， 中共系統的介入，反而促成了台共的分裂及內鬥。

翁澤生所傳達的第三國際指令，究竟是他個人的意見，還是真正來自於第三國際東方局，這是台共歷史上的一 樁懸案。這既牽涉到謝雪紅、翁澤生的私人恩怨，也涉及台共背後的日共、中共系統領導權之 爭（註4）。

圖：翁澤生（學生時代照片）－台共內部中共系統的代表人

事後的歷史，證實了翁澤生所主張的激進路線是錯誤的。

中共系統對於台共的指導，其實是幫了倒忙。 對此則無須過於苛責。

歷史總是在嘗試錯誤中，踏著血淚前進。當時中共的激進路線，也為自己付出慘重 的代價。直到1935年，中共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大逃竄途中，抵達貴州遵義，舉行黨內會議， 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路線，才終於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台共被消滅後，留在上海的翁澤生，全心投入中共組織的活動。1932年5月翁澤生被上海的國民黨警察逮捕。翌年3月 被押返台灣，被判刑13年，最後死於獄中（註4）。

林木順、蔡孝乾則逃入江西的瑞金，參加中共組織。林木順後來在瑞金的作戰中死亡。蔡孝乾則成為了參加中共 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唯一台灣人。戰後，他受命返回台灣，建立中共在台組織。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台灣重歸中國統治，出獄的台共幹部又重新活躍起來。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時，組織 學生青年，編成一支「二七部隊」，與國軍21師在埔里附近作戰，失敗後輾轉逃亡至香港，後轉赴上海， 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並擔任台盟主席。在這段期間，謝雪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8年12月，國民政府軍事失敗，撤退至台灣。共軍積極準備攻台，謝雪紅成為中共倚重的對台幹部，奉令在上海 訓練2000名幹部，為接收台灣預做準備，是謝雪紅一生政治事業的頂峰時期。

圖：文革期間遭到慘烈批鬥的謝雪紅

隨後韓戰爆發後，美軍協防台灣，共軍意圖解放台灣已一時無望，謝雪紅在上海的台幹組訓工作亦隨之解散。

1957年，中共黨內發起「反右鬥爭」，謝雪紅的日共背景，曾主張台灣獨立及自治的立場，因而受到整肅， 被撤銷台盟主席及遭到黨內批鬥。

此後，中共內鬥愈趨激烈。文化大革命期間，謝雪紅遭到下放勞改及慘烈的批鬥，一直到1970年病逝為止。 文革結束後，由於海外台灣人的關心及中共對台統戰的需要，謝雪紅終於獲得了政治平反。

戰後，由中共正式派遺來台發展共黨組織的蔡孝乾則在1950年被國民黨逮捕。後來，蔡孝乾向政府投誠，供出 內情，使中共在台組織完全瓦解，不少中共地下黨員因此遭到逮捕及槍決。蔡孝乾的行為，在海峽兩岸留下極 端不同的歷史評價。

蘇新，是台共後期重要的領導幹部，曾活躍於宜蘭太平山的伐木場及菁桐的石底礦區發展勞工運動。 他出任台共中央委員時，年僅24歲。此後，卻在日警牢獄中度過人生菁華的12年歲月。「二二八事件」 之後，蘇新逃亡至中國，任職於中國中央廣播電台，從此失去革命的舞台，成了讀稿廣播的 政治宣傳員。在反右鬥爭、文革期間，蘇新沒逃過風暴，前後被勞改17年，直到晚年才獲得平反。

晚年的蘇新，面對來訪的友人，感慨地說，回到中國之後，他度過了「人生最黯淡的三十年。」蘇新晚年，希望 落葉歸根，返回故鄉台南佳里，這個心願終未能實現，抑鬱病逝於北京。蘇新曾以「莊嘉農」為筆名，撰 寫《憤怒的台灣》一書，敘述「二二八事件」的經過。蘇新的女兒蘇慶黎，誕生於台灣光復之後的1946年， 取名為「慶黎」，有「慶祝台灣黎明來臨」之意。 生長在台灣，父母都為政治犯的蘇慶黎，承襲了父親的硬骨與社會主義思想，後來積極參與反對運動， 曾在「美麗島事件」中被捕。後來卻因左派及統派的政治立場，不能見容於當時台灣新興的本土反對運動， 而選擇遠走中國。2004年，蘇慶黎病逝於北京。

日期：20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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