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大正10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是集合島內知識菁英，以促進 文化啟蒙與民族運動為目的的社會團體，吹起了1920年代台灣島內非武裝抗日 運動的號角。

而其中關鍵的人物是蔣渭水。

1920年11月，台北大稻埕開立的「大安醫院」的蔣渭水，在醫院隔壁另成立一 家「文化公司」，從事海外雜誌及書籍的推廣，以介紹及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後的新思想。這一年的7月，東京台灣留學生創辦 了《台灣青年》雜誌。蔣渭水積極 向島內推銷這份雜誌，並鼓勵青年學生閱讀。

1921年1月30日，以東京地區台灣留學生為主體，由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團」， 第一次正式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要求設立「台灣議會」，消息傳回台灣，引發 知識份子的迴響。蔣渭水認為有必要在島內建立一個從事民族運動及思想啟蒙的機構， 於是同年7月，親自拜訪林獻堂，獲得其支持，於是蔣渭水以自己的醫院為籌備處， 結合同志，開始籌組「台灣文化協會」。

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 在台北市靜修女學校舉行成立大會， 與會的知識菁英及青年學生共300多人，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 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創立會員共1032人。

圖：文化協會演講團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以從事文化啟蒙運動為主， 希望醫治台灣人「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透過發行閱刊， 設置閱報處，舉辦各種演講會、電影欣賞會，戲劇活動，以宣揚民族問題及 介紹自由民主、世界思潮等新知，以期促進民眾的政治覺醒，同時也宣導改 善風俗，如吸食鴉片、迷信及鋪張浪費的建醮酬神、婚葬等社會陋習。

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各種活動中，以「文化演講會」最具有影響力， 這項活動初期只在城市舉行，場次有限。從1923年下半年起，開始巡迴至各鄉鎮演講， 在1925-1926年達到最高潮。一年超過300場的演講，影響所及，對1920年代後期社會運動走向大眾化， 奠定了思想的基礎工作。

例如，1925年「二林蔗農組合」的成立，即是受到文化協會至彰化二林地區巡迴演講， 間接促使蔗農政治覺醒。為「二林蔗農組合」成立而努力奔走協調的李應章，即是文化協會的會員。

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引起台灣總督府的注意及監視，於是總督府頒布《學術講習會取締規則》 ，派出警察在演講會場監聽，如有內容不妥，警方隨時可出面制止。違規輕微者，則命令中止 演講；情況嚴重者，則命令集會解散。以1926年的文化演講會為例，全年315場活動，遭到35次被解散的命運， 而也有157次演講被中止的記錄。

文化協會的巡迴講座場次愈來愈多，對群眾的影響愈大，再加上演講會 又有宣傳「台灣議會設置請 願運動」的舉動，總督府無法容忍，出面向林獻堂施壓，並揚言以《治安警察法》 法辦文化協會。終於逼使林獻堂提出《台灣文化協會不干與政治誓約書》，保證文化協會不會 從事政治活動。

文化協會的活動，在1925、1926年達到最高潮，同時內部開始面臨路線的辯論。這時， 台灣的社會運動，已漸從初期的文化啟蒙朝向進入實際政治社會運動的階段。尤其是 1925年10月發生的「二林蔗農事件」，促成了全 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引發文化協會內部對於路線的反省， 左派知識菁英認為文化協會不應自囿於「文化運動」，而應轉型為「政治運動」，積極介入及支援 當時台灣逐漸興起的農民運動。黨內右派則反對這種路線。

這種路線紛爭及辯論，愈演愈激烈，終於因左派引進大批社會主義青年學生入會 ，以爭奪文協領導權，而導致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

圖：新文協幹部合影（中坐者為王敏川）

1927年1月3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召開的臨時大會，會員表決通過由社會主義派連溫卿、 王敏川等人提出的協會組織規則修正案，蔣渭水、蔡培火的提案表決落敗，由左派取得文協 的領導權。

這樣的結果，促使黨內右派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出走，在同年7月10日 另組「台灣民眾黨」。

分裂之後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新文協」），以發展工農群眾 運動為目標，更積極介入政治社會運動，支援「台灣農民組合」的抗爭，並發展勞工 運動。1927年3月，連溫卿協助成立「台北機械工會」，成為台灣工運組織的濫觴。

1927年，新文協在島內舉辦了271場演講會，參加聽眾達25萬人，民眾參與的規模，超越舊文協的 時代，然而也因為內容屢觸犯禁忌，而遭到嚴厲的壓制。這271場演講會，受到命令中止 的次數高達591次，而情節嚴重被命令解散的演講會也達42次。

總督府愈打壓，新文協的演講會，愈吸引民眾熱情參與，終於導致更大規模的衝突，而爆發了「新竹騷擾事件」。 1927年11月3日，新文協在新竹舉辦的演講會與取締的警察發生衝突，造成兩名新文協新竹支部幹部 被捕。新文協展開聲援，同月27日在新竹再舉行聲援演講會，卻遭警察命令解散。新文協幹部率 群眾前往郡役所（市政府）抗議，警察立即以騷擾罪逮捕109人，事後71人被判有期徒刑。

1927年，是新文協誕生的第一年，新文協與日本殖民政府展開激烈抗爭，多次演講及抗議活動造成衝突， 不少領導幹部入獄，而一些幹部如蔡孝乾、翁澤生、蔡火旺、王萬得等人也遠避中國， 財務日益拮据，組織也陷於停頓，再加上「台灣民眾黨」的競爭，也造成會員 的流失。新文協在1928年即面臨發展的瓶頸，而台灣總督府對左傾化的新文協更虎視耽耽，準備給予致命的打擊。

圖：王敏川

1928年10月，新文協召開第二屆全島會員大會，討論進行至一半時，遭到警方突擊，命令解散 集會，並有16名代表遭到逮捕。會議被迫延期。

次年1月10日，新文協主要幹部（中央委員） 再次祕密集會，「台灣農民組合」代表簡吉等人列席旁聽，會議通過決議，新文協為無產階級的思想團體， 並支持工農階級鬥爭。

2月12日，「台灣農民組合」遭到「大檢舉」（二一二事件），新文協的本部及支部辦公室 也同時遭到搜索，又遭受另一次重大的打擊。此後，新文協又發生內鬥，連溫卿領導的 溫和的路線與王敏川主張的激進路線發生衝突，最後王敏川勝出，11月19日，新文協第 三次全島大會通過決議，開除連溫卿會籍（註1）。

1930年以後，新文協已被台灣共產黨所滲透及控制，成為台共的外圍團體。1931年6月， 總督府破獲台共組織，進行大搜捕，台共組織完全瓦解，新文協至此幾乎停止運作， 而名存實亡。這一年的2月，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眾黨」亦遭到勒令解散的處分。

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是1920年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由團結 走向分裂的轉折點。1927年元旦，蔣渭水有感於文協內部衝突的危機，發表了「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談話。1月2日，《台灣民報》刊出這一呼籲，仍然無法挽回 1月3日台灣文化協會大會表決造成的左右派決裂。

圖：就讀總督府醫學校時代的蔣渭水

這場分裂有其深層的原因，並不單純是台灣知識菁英不能團結，而是受到當時兩股世界 思潮交互影響下所造成的結果。

一是民族自決潮流下，興起的「民族運動路線」，林獻堂、蔣渭水、蔡培人等 人所代表的文協右派。一是在蘇聯共產革命成功鼓舞下，興起的「階級鬥爭路線」， 連溫卿、王敏川等人所代表的文協左派。

同一時期，日本本土的政治團體亦發生「左右傾辯」的問題。而在中國，1927年也是國共兩黨 決裂的一年。原本合作的國共因革命路線衝突而公開決裂。右派的蔣介石另立黨中央， 展開清黨，逮捕及殺害黨內的共產黨員。共產黨隨即對國民黨展開武裝鬥爭，掀開了國共內戰的序幕。

無論是中國或台灣，1927年，都是影響歷史深遠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9年，中國 大學生發起「五四運動」，展開文化啟蒙運動。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 發出了台灣文化啟蒙的先聲。由文化啟蒙促成政治啟蒙。1927年，中國與台灣的知識菁英 同時都面臨了路線分歧的抉擇問題。

80年前的海峽兩岸，知識菁英面臨的左右路線衝突，歷經激烈、曲折的紛擾與演變， 最後戲劇性的交織在一起，至今依然深深影響著當今台灣社會，也微妙著牽動著台灣 歷史的走向與命運。

日期：2008.04.24

註1： 連溫卿的思想受到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的影響，被稱為「台灣的山川主義者」。1920年代，日本的共產主義 運動出現了「山川均思想」（山川主義）與「福本和夫思想」（福本主義）的路線爭執，前者屬於較溫和的 社會主義路線，後者走激進的共產革命路線。1927年莫斯科共產國際本部裁決，支持「福本主義」路線。而當時 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清算黨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改走激進路線。這股思潮也影響台灣島內的 新文協，以致於連溫卿的「山川均思想」被黨內同志視為是落伍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導致連溫卿遭到清算而 被開除會籍。

連溫卿從此淡出政治運動，戰後，也因此幸運避開了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對左派的大整肅及殺戮。 知名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前輩，已故的前「民主進步黨」黨主席黃信介，是連溫卿的外甥。（圖：連溫卿）

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議合影。

台灣文化協會北港讀報社。

台灣文化協會演講會活動在鹿港文廟前合影（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