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是由「台灣民眾黨」出走的右翼知識菁英所成立的政治團體， 主張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地方政治的改革，是1920年代非武裝抗日運動最後的一股力量。

1927年，「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隨著台灣局勢的演變，工農運動漸成社會運動的主流 。蔣渭水領導下的民眾黨，積極發展勞工運動，也與簡吉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取得連繫與合作，引起黨內 右派分子的不滿，認為蔣渭水的路線「有違黨則」。

1930年1月，楊肇嘉自日本東京返台後，積極鼓吹「地方自治改革」， 2月，林獻堂、林伯壽、蔡培火、羅萬俥、蔡式穀等人聚會，討論 另組政治團體，與蔣渭水領導的民眾黨區隔。民眾黨得知消息，於3月份的中央委員會議中做出決議： 「凡是黨員不得參加黨以外之政治結社及為其發起人」，希望阻止內部分裂，然而仍然無法挽回， 雙方終於正式決裂。

8月17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正式成立，以林獻堂為議長及顧問，楊肇嘉等五人為常務理事。 這個政治團體成立的最大特色是強調單一目標，即「促進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而且容 納在台灣的民間日本人參加，以淡化民族運動的色彩，純粹訴求落實民主，改革台灣現行的地方政治制度。

圖：楊肇嘉

地方自治聯盟成立之後，由於有不少地方士紳及資本家加入，且只採取「請願交涉」 的溫和改革路線，因此被「新文協」、「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左傾團體批評是 「資本家的結合」、「總督府的御用團體」。

面對「反動」、「退縮」、「妥協」、「投降」種種譏評，地方自治聯盟採取隱忍的策略， 而不與其它政治團體進行對抗。林獻堂強調，地方自治聯盟追求的目標，與民眾黨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 台灣自治的目標而努力。

唯一不同的是，地方自治聯盟的右翼菁英承認了政治現實，認為無法推翻日本殖民統治， 所以反對激烈的鬥爭或革命路線，以避免無謂犧牲，而主張體制內漸進改革。自治聯盟的成員也多出身地主 及資產階級的背景，因此亦反對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社會革命路線。

地方自治聯盟成立之後，積極舉辦「政談演說會」，動員幹部至全島巡迴演講， 並發行宣傳小冊，以宣揚地方 自治的理念，也屢次向總督府提出地方自治的建議及請願書。 當時台灣各地方政府（街庄）雖然設有「協議會」，但協議員只扮演提供諮詢的角色，又全數由官方指派委任，毫無民主可言， 也不符地方自治的精神。這種不合理的地方自治制度，就成為自治聯盟的主要訴求的政治改革。

1931年起，台灣島內政治社會運動的形勢有了劇烈的轉變。2月，台灣民眾黨遭總督府命令解散；6月，台灣共產黨 遭到大檢舉及逮捕，農民組合、新文協、台灣工友總聯盟隨之消聲匿跡或歸於沉寂，地方自治聯盟成了唯一 倖存的政治團體。這是因為地方自治聯盟的政治主張及訴求較為溫和，所以總督府尚能容忍其存在。

圖：蔡培火

1931年8月16日，地方自治聯盟在台中召開第一屆聯盟大會，會中悼念蔣渭水的逝世，並通過幾項宣言及決議， 例如賦與公民權參與普選選舉、確立州市街庄的自主權、由官方任命的諮詢機關改為民選的議會機關、改革行 政機關組織、實施義務教育等。

同年11月向台灣總督提出上述建議書。

民眾黨被禁之後，島內抗日運動漸趨於沉寂，自治聯盟內部的積極份子曾發出改革之議， 希望能擴大運動，但遭到大會否決，自治聯盟始終採取溫和保守的政治改革路線。 而1920年以來在台灣人民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抗爭下，總督府也有意改革地方政治制度， 釋出部份的自治權力，以安撫社會的不滿情緒。

1934年9月2日，林獻堂主動宣布終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總督府也釋出善意，10月宣布， 將於1935年實施台灣地方自治。次年（1935年）4月，總督府公佈地方自治的法令，市設「市會」，街庄設「協議會」， 議員半數由官方指派，半數由民選產生。市會議員擁有議決權，而街庄協議員只擁有諮詢權。由於議會代表的半數 仍然由官方指派，因此這只是形式上的地方自治而已。

選民的資格則有嚴格限制，規定須繳納市稅或街庄稅五圓以上， 而且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且在同一地區居住六個月以上者才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選舉制度排除了婦女及貧民的參政權。

地方自治聯盟認為台灣總督府頒布的地方自治內容，議員僅半數民選，街庄協議員的職權又 受限制，因此表達了反對的意見。雖然感到不滿，但交涉無效，無法改變總督府的政令，最後只 是發表了措詞溫和的聲明：「總督府的自治制度改正條例中，雖然今有許多缺陷而不能滿足民意， 但比舊制度已稍有進步。」、「將繼續督促，以期地方自治的完全實現」。

同年8月17，地方自治聯盟舉行第三屆聯盟大會，並於會中決議，推薦及支持適當的人才參與即將到來的 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選舉。1935年11月22日，台灣舉行第一屆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選舉。地方自治聯盟 在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屏東等支部，推薦17名盟員出來競選，結果當選11人。

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地方自治選舉，投 票率高達95.9%，只具諮詢性質的街庄協議員多由台灣人當選，而擁有議決權的「市會」議員 ，日本人與台灣人比例為51：49，仍以日本人佔了多數。

圖：林獻堂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之後，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日本軍國主義氣焰熾盛，時局敏感， 加上「祖國事件」的影響（註1），地方自治聯盟 也倍感政治壓力，而於8月15日自動宣布解散。

1920年代以來台灣非武裝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至此 劃下了句點。自治聯盟部份民族意識強烈的幹部，例如蔡培火、楊肇嘉則在戰爭期間前往中國，以實際行動 參加對日抗戰。

太平洋戰爭期間，總督府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在各地成立「皇民奉公會」。地 方自治聯盟的成員多為地主、士紳等社會名流，大多被網羅參加皇民奉公會，而迫於形勢，他們也不敢不加入。 例如，林獻堂參與皇民奉公會台中支部的業務，後來也被聘任為總督府評議員，1945年4月獲選出 任日本貴族院的國會議員，其他如蔡式穀、林呈祿、陳炘等舊聯盟幹部也都被迫加入皇民奉公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林獻堂等人歡慶台灣如願重歸祖國，終於能一吐怨氣，地方自治聯 盟舊成員紛紛重新活動。林獻堂組織「祖國光復致敬團」，前往南京向國民政府致敬，並歡迎陳儀 赴台就就職。

陳儀來台就任台灣最高行政長官之後，卻不願重用日據時代曾擔任過皇民奉公會幹部的台灣士紳， 甚至懷有敵意，欲以「漢奸」名義法辦一些台灣士紳，林獻堂一度也在逮捕名單之中。 陳儀完全無法體會，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身為台灣人的悲哀與委曲心情。

台灣省參議會成立後，林獻堂獲選為參議員，議長選舉時，林獻堂為眾望所歸，但受到陳儀的壓 力，林獻堂只好自動聲明退出選舉，最後由陳儀所支持的，自中國返台的台灣人黃朝琴當選議長。林獻 堂是當時台灣最孚眾望的社會領袖，不料光復後卻屢遭政治挫折，經歷幾次打擊之後， 最後對政治絕望而選擇避居日本，終老於他鄉。

圖：台灣地區受降典禮（1945.10.25）

二二八事件之後，繼之而來的國共內戰，時代的動盪，使台灣知識菁遭遇不小的打擊，但整體而言， 政治立場屬於右翼，走溫和改革路線的台灣自治聯盟的舊幹部，際遇相對較為幸運，多能躲過這一時期的 政治風暴。

台海局勢穩定之後，國民政府開始在台實施地方自治，不少昔日地方自治聯盟的菁英投入 選舉，而在政壇嶄露頭角。例如，吳三連曾當選台北市長；楊肇嘉 出任台灣省省府委員、民政廳長等職；蔡培火參選成功，成為立法委員，後來獲聘為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國 策顧問等職。

戰後台灣維持了長期的軍事戒嚴體制，左派知識菁英遭到白色恐怖的整肅，幾乎消失殆盡，而 右派的台獨人士則避走海外，只剩下走溫和改革路線的政治菁英得以續存，在地方自治的層級裡 追求體制內的政治改革，一如1931年時的坎坷情況，只能以隱忍、漸近的方式，在威權體制下繼續追求台灣的民主化。

日期：2008.05.11

【相關旅記】

第0580篇 -2008.05.06 [歷史回想]．1920年代「台灣民眾黨」的回顧

註1： 1936年2至4月，林獻堂參加《台灣新民報》組織的中國華南考察團，遊歷華南各地。 林獻堂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的歡迎會致詞時，曾說「林某回到祖國」等內容，事後在《上海商報》刊出， 日本駐上海的間諜將此事轉報台灣軍部，後經媒體揭露此事，對林獻堂大加撻伐。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及 皇民化運動氣焰熾盛，因此對林獻堂的言行極為不滿。林獻堂返回台灣後，6月17日參加「台灣始政紀念日」園遊 會時，突遭一名日本右翼份子擊頰，要求其為「回到祖國」失言公開道歉，此即所謂的「祖國事件」。林獻堂受 到日本極右派的毆辱之後，心情憤慨，後來暫離台灣，前往東京避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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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