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台共领导人谢雪红（摄于1930年左右）
（～续上期）
台湾共产党成立后，随后举行第一次中央委员会议，选出林木顺、林日高、蔡孝干、庄春火、洪朝宗担任中央委员，
由林木顺出任中央委员会书记长，而重要的创党成员谢雪红（派驻东京，担任日共联络员）、翁泽生（派驻上海，担任
中共联络员）只担任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因为台共的工作重心在台湾岛内，所以将岛内几位台共党员列为中央委员。
台共一成立，几天之后，就遭遇“上海读书会事件”的打击。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探知有一些台湾留学生正
筹组秘密组织，于是展开行动，逮捕“上海台湾学生读书会”的左派分子共九人，其中包括谢雪红，都被送返台湾接受
审判。而由于日警还无法掌握台共组织，仅六人被判刑，谢雪红则以罪证不足，获判无罪释放。
这一突发事件打乱了台共原先的布局。林木顺、潘钦信担心日警已掌握台共的行动，因此取消返台的计划，暂留上海观望，
而已在岛内的蔡孝干、洪朝宗、谢玉叶则担心受捕，陆续逃回中国。原本预定派驻东京的谢雪红，却反而停留在台湾。
谢雪红随即展开重建台共在岛内的组织，并与“新文协”及“台湾农民组合”等左派团体接触。
而当时的日共，在遭遇“三一五大检举”之后，干部多遭逮捕，组织陷于瓦解，以致台共与日共的联络管道暂时中断。
同年10月，日共重建党中央，中央委员渡边政之辅带着资金与指令，秘密抵达基隆港，准备与台共取得联系，
却在码头引起日警注意及盘查，渡边政之辅企图逃跑，射杀了一名警察，因无法突围，最后举枪自尽。渡边政之辅
的死亡，使台共与日共之间失去联系的机会。次年，4月16日，日共又遭遇一次大规模的逮捕（史称“四一六大检举”）
，组织再次瓦解。台共与日共党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
图：基隆港。日共中央委员渡边政之辅在此地遭日警捕杀
这段期间，在台湾的谢雪红成为台共的实际领导人，成功地与“新文协”、“农民组合”建立起合作关系。
1929年9月，“农民组合”秘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决议通过“支持台湾共产党”，11月，“新文协”第三次全岛大会，
谢雪红支持王敏川取得领导权，而将主张温和社会主义路线的连温卿开除会籍。“新文协”、“农民组合”逐渐成为
台共的外围组织。
台共透过“新文协”、“农民组合”这些合法团体以作为掩护，以扩大影响力，然而1929年2月12日，台湾总督府以
“农民组合”宣传共产主义，违反《治安警察法》，展开大逮捕（史称“二一二大检举”），使“农民组合”几乎瓦解，
“新文协”也受波及，台共间接受到不小的打击。
这一年，由于世界经济持续恶化，岛内的景气萧条，失业率上攀，形势有利于左翼阵营。东京的左派份子苏新、萧
来福返台，投入台共；已加入中共的王万得、吴拱照等人从中国返台，取得台共党籍，而不少“农民组合”及“新文协”
的左翼份子遭到镇压，出狱后亦相继秘密加入台共。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10月谢雪红、林日高、庄春火等台共中央委员，整顿党务，并将日本、中国返台的左翼份子以及
“新文协”、“农民组合”等菁英纳入组织，以强化台共的组织（注1）。
图：台湾农民组合（台共的外围组织）全岛大会留影
这时，台共内部的路线之争却逐渐浮出台台。由于谢雪红在岛内重建党中央以来，认为总督府视共党为非法组织，
因此台共应藉由合法的团体（如“新文协”、“农民组合”）为掩护，暗中发展实力，以避免因采过于激进路线，
遭到镇压而覆灭。
谢雪红的稳健路线，却引起人在上海的翁泽生及部份少壮派党员苏新等人
的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理想的“机会主义”（投机）的行为。
而从中国回台加入台共的党员（部份党员已加入中共，属于翁泽生的“上大派”系统）则认为台共既然与日共的
联系已中断，则应该透过在上海的中共系统，与第三国际东方局取得联系，直接听取第三国际指示或接受中共的
指导，以避免在岛内盲目摸索的做法。
于是谢雪红派遣林日高前往上海，希望透过翁泽生的关系，与第三国际东方局取得连
系（注2），以获得第三国际给予工作指示。
不料，翁泽生却拒绝引介，并斥责林日高等台共干部在岛内的路线错误，要求林日高缴交台共在台的组织资料。
林日高心生不满，也因无法达成既定目的而心灰意冷，1930年7月返台之后，林日高宣布脱党，另一位中央委员庄春火
跟着脱离台共组织。台共党中央仅剩谢雪红独撑大局。
1930年10月底，台共在台北市召开“松山会议”，再次调整组织，虽然谢雪红仍主导台共的组织及
策略，但苏新、王万得等人对谢雪红的策略提出异议。12月，陈德兴由中国返台，带回翁泽生交付的
第三国际指示，内容批评台共岛内党中央，组织未有进展，领导极为薄弱，要求台共进行组织改造。
谢雪红拒绝接受，认为这项指示是出于翁泽生的阴谋，而王万得、苏新等人则支持这项来自上海的指令。
1931年1月29日，苏新、萧来福、陈德兴、赵港、王万得等人秘密集会，成立“改革同盟”，
会中批判谢雪红的错误路线，并选出苏新、赵港、陈德兴、萧来福、王万得为中央委员，形成台共内部第二个党中央。
5月31日，“改革同盟”召开党第二届临时大会，潘钦信以“第三国际东方局派遣员”的身分，报告第三国际的指示
，宣布谢雪红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台共必须清算其错误，以建立新的政治方针。会中决议开除谢雪红党籍，并
选出新的中央委员，由潘钦信、王万得、苏新出任中央常任委员，正式建立台共新的党中央，并起草新的《台湾共产党
政治大纲》。这份新的政治纲领，使台共脱离了日共系统，根据翁泽生的指示，采取极为左倾的激进路线，这也是当时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分裂之后所采取的武装斗争路线。
图：台湾总督府严密的警察系统，神通广大，有效镇压台湾人的抗日运动（图为当时的讽刺漫画）
遭到除名的谢雪红，不甘示弱，于6月初派遣代表赴日本，想办法与日共党中央取得联系，要求确认翁泽生的指示及“
改革同盟”的成立，是否来自第三国际的指导，最后终于得到日共党中央的回覆，表示绝无此事，台共仍应接
受日共指导。然而这时谢雪红已经被捕入狱。
而新改组的台共党中央，尚未展开行动，就已遭到日警破获。1931年2月，“台湾民众党”遭总督府勒令解散，而此时日警
已掌握台共组织的线索。3月，赵港被捕；6月，谢雪红落网；7月，逮捕王万得、萧来福；9月，逃亡中的苏新也被警方查获。
台共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组织完全瓦解。
经过法庭审判，台共重要干部多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这也是1920年代抗日社会政治运动以来刑责最重的一次
判决（注3）。台共组织被破获后，残存的“新文协”及“农民组合”亦
陷于停顿，部份成员秘密组织“台湾赤色救援会”，筹划后续的行动，但随即于9月遭日警破获，台湾岛内的共党组织至此
完全覆灭。
台湾共产党从成立至结束，仅短短三年而已。然而台共的“台湾民族论”、“追求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却成
为日后海外右翼台独人士的主张；中共则极力强调台共是在中共的指导及扶持下所建立的。然而从台共的历史却证实，
中共系统的介入，反而促成了台共的分裂及内斗。
翁泽生所传达的第三国际指令，究竟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真正来自于第三国际东方局，这是台共历史上的一
桩悬案。这既牵涉到谢雪红、翁泽生的私人恩怨，也涉及台共背后的日共、中共系统领导权之
争（注4）。
图：翁泽生（学生时代照片）－台共内部中共系统的代表人
事后的历史，证实了翁泽生所主张的激进路线是错误的。中共系统对于台共的指导，其实是帮了倒忙。
对此则无须过于苛责。历史总是在尝试错误中，踏着血泪前进。当时中共的激进路线，也为自己付出惨重
的代价。直到1935年，中共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逃窜途中，抵达贵州遵义，举行党内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路线，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台共被消灭后，留在上海的翁泽生，全心投入中共组织的活动。1932年5月翁泽生被上海的国民党警察逮捕。翌年3月
被押返台湾，被判刑13年，最后死于狱中（注4）。
林木顺、蔡孝干则逃入江西的瑞金，参加中共组织。林木顺后来在瑞金的作战中死亡。蔡孝干则成为了参加中共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台湾人。战后，他受命返回台湾，建立中共在台组织。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台湾重归中国统治，出狱的台共干部又重新活跃起来。谢雪红在“二二八事件”时，组织
学生青年，编成一支“二七部队”，与国军21师在埔里附近作战，失败后辗转逃亡至香港，后转赴上海，
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并担任台盟主席。在这段期间，谢雪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失败，撤退至台湾。共军积极准备攻台，谢雪红成为中共倚重的对台干部，奉令在上海
训练2000名干部，为接收台湾预做准备，是谢雪红一生政治事业的顶峰时期。
图：文革期间遭到惨烈批斗的谢雪红
随后韩战爆发后，美军协防台湾，共军意图解放台湾已一时无望，谢雪红在上海的台干组训工作亦随之解散
。1957年，中共党内发起“反右斗争”，谢雪红的日共背景，曾主张台湾独立及自治的立场，因而受到整肃，
被撤销台盟主席及遭到党内批斗。
此后，中共内斗愈趋激烈。文化大革命期间，谢雪红遭到下放劳改及惨烈的批斗，一直到1970年病逝为止。
文革结束后，由于海外台湾人的关心及中共对台统战的需要，谢雪红终于获得了政治平反。
战后，由中共正式派遗来台发展共党组织的蔡孝干则在195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来，蔡孝干向政府投诚，供出
内情，使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因此遭到逮捕及枪决。蔡孝干的行为，在海峡两岸留下极
端不同的历史评价。
苏新，是台共后期重要的领导干部，曾活跃于宜兰太平山的伐木场及菁桐的石底矿区发展劳工运动。
他出任台共中央委员时，年仅24岁。此后，却在日警牢狱中度过人生菁华的12年岁月。“二二八事件”
之后，苏新逃亡至中国，任职于中国中央广播电台，从此失去革命的舞台，成了读稿广播的
政治宣传员。在反右斗争、文革期间，苏新没逃过风暴，前后被劳改17年，直到晚年才获得平反。
晚年的苏新，面对来访的友人，感慨地说，回到中国之后，他度过了“人生最黯淡的三十年。”苏新晚年，希望
落叶归根，返回故乡台南佳里，这个心愿终未能实现，抑郁病逝于北京。苏新曾以“庄嘉农”为笔名，撰
写《愤怒的台湾》一书，叙述“二二八事件”的经过。苏新的女儿苏庆黎，诞生于台湾光复之后的1946年，
取名为“庆黎”，有“庆祝台湾黎明来临”之意。
生长在台湾，父母都为政治犯的苏庆黎，承袭了父亲的硬骨与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积极参与反对运动，
曾在“美丽岛事件”中被捕。后来却因左派及统派的政治立场，不能见容于当时台湾新兴的本土反对运动，
而选择远走中国。2004年，苏庆黎病逝于北京。
日期：2008.05.23【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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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重整后的组织及任务分配如下：
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谢雪红
中央委员兼劳运动部长－庄春火
中央委员兼组织部长－林日高
台湾文化协会党团工作－吴拱照、庄守
台湾农民组合党团工作－杨春松 赵港
台北市内地区负责人－王万得
基隆地方负责人－苏新
中部地方负责人－詹以昌
高雄地方负责人－刘守鸿
注2：翁泽生的老师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瞿秋白是当时中共的
领导人之一，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东方局派驻上海的代表。
注3： 台共干部及党员共47人被判刑，其中10年以上徒刑者，
分别为：潘钦信15年、年谢雪红13年、苏新12年、王万得12年、简吉10年、赵港12年、陈德兴10年、萧来福10年、
刘守鸿10年。
注4：“上海读书会事件”发生后，岛内的台共党员蔡孝干、
洪朝宗、谢玉叶担心受捕，纷纷逃亡中国。谢雪红以党纪处分，将这些党员开除党籍，而谢玉叶为翁泽生的妻子，
翁泽生因此感到不满。此外，翁泽生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倾向台共接受中共系统的领导，因此他又派遗党员返台，
这些“上大派”的党员，既是台共党员，也是中共党员，因此他们另外在暗中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台湾支部”的
组织。谢雪红在重建台共组织时，并不知道有这一秘密组织的存在。这个组织的存在，代表着日共与中共两个
系统在争取台共的主导权。而依照第三国际的规划及指导，台共应属于日共领导下的支部系统，然而由于台共创党
之际，适逢日共自顾不暇，而台共在上海创党，一些党员在加入台共之前，已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因此建党之后，
即产生日共与中共系统的领导路线问题。
注5：翁泽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时，遭到严厉的刑求，始终坚持不
肯透露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保护了组织及其他同志的安危，他仅承认自己是台共及台湾人的身分，因此被国民党交给日本
驻上海领事，押解回台审判。后来 翁泽生被判刑13年，1939年死于狱中。中共建国之后，翁泽生受到中共领导者高度的
历史评价，他也是唯一被写入中共官方传记的台湾抗日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