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理事会议留影（前排左４林献堂，左５杨肇嘉）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是由“台湾民众党”出走的右翼知识菁英所成立的政治团体，
主张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地方政治的改革，是1920年代非武装抗日运动最后的一股力量。
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以后，随着台湾局势的演变，工农运动渐成社会运动的主流
。蒋渭水领导下的民众党，积极发展劳工运动，也与简吉领导的“台湾农民组合”取得连系与合作，引起党内
右派分子的不满，认为蒋渭水的路线“有违党则”。
1930年1月，杨肇嘉自日本东京返台后，积极鼓吹“地方自治改革”，
2月，林献堂、林伯寿、蔡培火、罗万伡、蔡式谷等人聚会，讨论
另组政治团体，与蒋渭水领导的民众党区隔。民众党得知消息，于3月份的中央委员会议中做出决议：
“凡是党员不得参加党以外之政治结社及为其发起人”，希望阻止内部分裂，然而仍然无法挽回，
双方终于正式决裂。
8月17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正式成立，以林献堂为议长及顾问，杨肇嘉等五人为常务理事。
这个政治团体成立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单一目标，即“促进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而且容
纳在台湾的民间日本人参加，以淡化民族运动的色彩，纯粹诉求落实民主，改革台湾现行的地方政治制度。
图：杨肇嘉
地方自治联盟成立之后，由于有不少地方士绅及资本家加入，且只采取“请愿交涉”
的温和改革路线，因此被“新文协”、“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等左倾团体批评是
“资本家的结合”、“总督府的御用团体”。
面对“反动”、“退缩”、“妥协”、“投降”种种讥评，地方自治联盟采取隐忍的策略，
而不与其它政治团体进行对抗。林献堂强调，地方自治联盟追求的目标，与民众党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
台湾自治的目标而努力。
唯一不同的是，地方自治联盟的右翼菁英承认了政治现实，认为无法推翻日本殖民统治，
所以反对激烈的斗争或革命路线，以避免无谓牺牲，而主张体制内渐进改革。自治联盟的成员也多出身地主
及资产阶级的背景，因此亦反对以工农阶级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路线。
地方自治联盟成立之后，积极举办“政谈演说会”，动员干部至全岛巡回演讲，
并发行宣传小册，以宣扬地方
自治的理念，也屡次向总督府提出地方自治的建议及请愿书。
当时台湾各地方政府（街庄）虽然设有“协议会”，但协议员只扮演提供谘询的角色，又全数由官方指派委任，毫无民主可言，
也不符地方自治的精神。这种不合理的地方自治制度，就成为自治联盟的主要诉求的政治改革。
1931年起，台湾岛内政治社会运动的形势有了剧烈的转变。2月，台湾民众党遭总督府命令解散；6月，台湾共产党
遭到大检举及逮捕，农民组合、新文协、台湾工友总联盟随之消声匿迹或归于沉寂，地方自治联盟成了唯一
幸存的政治团体。这是因为地方自治联盟的政治主张及诉求较为温和，所以总督府尚能容忍其存在。
图：蔡培火
1931年8月16日，地方自治联盟在台中召开第一届联盟大会，会中悼念蒋渭水的逝世，并通过几项宣言及决议，
例如赋与公民权参与普选选举、确立州市街庄的自主权、由官方任命的谘询机关改为民选的议会机关、改革行
政机关组织、实施义务教育等。同年11月向台湾总督提出上述建议书。
民众党被禁之后，岛内抗日运动渐趋于沉寂，自治联盟内部的积极份子曾发出改革之议，
希望能扩大运动，但遭到大会否决，自治联盟始终采取温和保守的政治改革路线。
而1920年以来在台湾人民各种政治社会运动的抗争下，总督府也有意改革地方政治制度，
释出部份的自治权力，以安抚社会的不满情绪。
1934年9月2日，林献堂主动宣布终止“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总督府也释出善意，10月宣布，
将于1935年实施台湾地方自治。次年（1935年）4月，总督府公布地方自治的法令，市设“市会”，街庄设“协议会”，
议员半数由官方指派，半数由民选产生。市会议员拥有议决权，而街庄协议员只拥有谘询权。由于议会代表的半数
仍然由官方指派，因此这只是形式上的地方自治而已。
选民的资格则有严格限制，规定须缴纳市税或街庄税五圆以上，
而且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且在同一地区居住六个月以上者才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选举制度排除了妇女及贫民的参政权。
地方自治联盟认为台湾总督府颁布的地方自治内容，议员仅半数民选，街庄协议员的职权又
受限制，因此表达了反对的意见。虽然感到不满，但交涉无效，无法改变总督府的政令，最后只
是发表了措词温和的声明：“总督府的自治制度改正条例中，虽然今有许多缺陷而不能满足民意，
但比旧制度已稍有进步。”、“将继续督促，以期地方自治的完全实现”。
同年8月17，地方自治联盟举行第三届联盟大会，并于会中决议，推荐及支持适当的人才参与即将到来的
市会议员及街庄协议员选举。1935年11月22日，台湾举行第一届市会议员及街庄协议员选举。地方自治联盟
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屏东等支部，推荐17名盟员出来竞选，结果当选11人。
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的地方自治选举，投
票率高达95.9%，只具谘询性质的街庄协议员多由台湾人当选，而拥有议决权的“市会”议员
，日本人与台湾人比例为51：49，仍以日本人占了多数。
图：林献堂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之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气焰炽盛，时局敏感，
加上“祖国事件”的影响（注1），地方自治联盟
也倍感政治压力，而于8月15日自动宣布解散。1920年代以来台湾非武装抗日政治社会运动至此
划下了句点。自治联盟部份民族意识强烈的干部，例如蔡培火、杨肇嘉则在战争期间前往中国，以实际行动
参加对日抗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总督府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在各地成立“皇民奉公会”。地
方自治联盟的成员多为地主、士绅等社会名流，大多被网罗参加皇民奉公会，而迫于形势，他们也不敢不加入。
例如，林献堂参与皇民奉公会台中支部的业务，后来也被聘任为总督府评议员，1945年4月获选出
任日本贵族院的国会议员，其他如蔡式谷、林呈禄、陈炘等旧联盟干部也都被迫加入皇民奉公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林献堂等人欢庆台湾如愿重归祖国，终于能一吐怨气，地方自治联
盟旧成员纷纷重新活动。林献堂组织“祖国光复致敬团”，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致敬，并欢迎陈仪
赴台就就职。
陈仪来台就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之后，却不愿重用日据时代曾担任过皇民奉公会干部的台湾士绅，
甚至怀有敌意，欲以“汉奸”名义法办一些台湾士绅，林献堂一度也在逮捕名单之中。
陈仪完全无法体会，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与委曲心情。
台湾省参议会成立后，林献堂获选为参议员，议长选举时，林献堂为众望所归，但受到陈仪的压
力，林献堂只好自动声明退出选举，最后由陈仪所支持的，自中国返台的台湾人黄朝琴当选议长。林献
堂是当时台湾最孚众望的社会领袖，不料光复后却屡遭政治挫折，经历几次打击之后，
最后对政治绝望而选择避居日本，终老于他乡。
图：台湾地区受降典礼（1945.10.25）
二二八事件之后，继之而来的国共内战，时代的动荡，使台湾知识菁遭遇不小的打击，但整体而言，
政治立场属于右翼，走温和改革路线的台湾自治联盟的旧干部，际遇相对较为幸运，多能躲过这一时期的
政治风暴。
台海局势稳定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在台实施地方自治，不少昔日地方自治联盟的菁英投入
选举，而在政坛崭露头角。例如，吴三连曾当选台北市长；杨肇嘉
出任台湾省省府委员、民政厅长等职；蔡培火参选成功，成为立法委员，后来获聘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
策顾问等职。
战后台湾维持了长期的军事戒严体制，左派知识菁英遭到白色恐怖的整肃，几乎消失殆尽，而
右派的台独人士则避走海外，只剩下走温和改革路线的政治菁英得以续存，在地方自治的层级里
追求体制内的政治改革，一如1931年时的坎坷情况，只能以隐忍、渐近的方式，在威权体制下继续追求台湾的民主化。
日期：2008.05.11【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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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1936年2至4月，林献堂参加《台湾新民报》组织的中国华南考察团，游历华南各地。
林献堂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的欢迎会致词时，曾说“林某回到祖国”等内容，事后在《上海商报》刊出，
日本驻上海的间谍将此事转报台湾军部，后经媒体揭露此事，对林献堂大加挞伐。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及
皇民化运动气焰炽盛，因此对林献堂的言行极为不满。林献堂返回台湾后，6月17日参加“台湾始政纪念日”园游
会时，突遭一名日本右翼份子击颊，要求其为“回到祖国”失言公开道歉，此即所谓的“祖国事件”。林献堂受
到日本极右派的殴辱之后，心情愤慨，后来暂离台湾，前往东京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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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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