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南台湾的蔗园
台湾农民种植甘蔗的历史悠久，从荷兰时代（1624年）开始，殖民政府即鼓励农民种植甘蔗，
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在1650年前后，台湾每年砂糖输出额多达七、八万担，主要输往日本。
而日本自德川幕府时代以来，即向台湾进口砂糖。
晚清时期的1880年代，台湾砂糖出口达到高峰
，每年约一百万担。后来受清法战争时法军封锁台湾及世界糖价下跌影响，出口略减。1895年，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砂糖出口减少至七、八十万担。
当时日本国内每年需求砂糖约四百万担，而其国内生产仅八十万担，不足的数量皆仰赖进口。
日本领有台湾后，即注意到台湾的砂糖的生产潜力，台湾总督府于是以发展制糖业做为农业重点。
1900年，在总督府规划下，募集一百万圆资本，设立“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于台南县桥仔头庄，
建立了台湾最早的新式机械制糖工场。
1901年（明治34年），总督府聘请农学博士新渡户稻来台担任殖产局长，拟定台湾糖业的改善
计划。在新渡户稻的主持下，引进新的甘蔗品种，并由总督府采奖励措施以鼓励设立大型的新
式制糖厂。
图：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桥仔头厂
1902年6月，总督府颁布《糖业奖励规则》，积极发展糖业。而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国内资本
主义蓬勃发展，日本财团见台湾糖业有利可图，纷纷来台投资设立新式制糖厂。从1905年至1909年间
，有盐水港、新兴、明治、东洋、林本源、新高、帝国等大型制糖厂在台湾设立。
台湾砂糖的产量随着品种改良及新式制造技术的引进，产能发展迅速。日本领台之初，因战祸关系，
台湾砂糖总产量曾锐灭至六十五万担，而领台三十年后，1929年，台湾砂糖总产量高达一千二百九十六
万担，已完全足够供应日本国内的砂糖消费需求。而台湾的制糖会社所支配的耕地达20余万甲，约占
台湾总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台湾蔗农约12万户。
当时新兴的大型糖厂，几乎都是由日本财团所掌控，而台湾原本历史悠久的制糖业，是采用人
力或畜力的旧式糖厂，虽然经过改良，但仍然无法与新式的机械制糖竞争，纷纷被迫歇业，或被
新式糖厂所合并。从1910年代以后，旧式糖厂大约只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而已。而新式制糖厂
当中，仅有“林本源”（板桥林家）及“新兴”（高雄陈中和家族）这二家糖厂是台湾人所设
立而已。
第一次大战期间（1914－1918），欧洲各国陷于战乱，甜菜糖减产，全世界砂糖供给不足，更给予
台湾糖业发展的大好时机，成为制糖会社的黄金时代，当时有的制糖会社一年可赚一个资本额
，甚至两个资本额。
然而，最底层的蔗农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利润。财团掌控的制糖会社垄断了台湾的糖业，台湾蔗农或受雇于糖厂，
成为农工，或者与会社签定严苛的供货合约。由于收购条件严苛，蔗农备受制糖会社的压榨
，受到极不公平的剥削。当时流传一句俗语：“第一憨，种甘蔗给会社磅”，传神地表达了蔗农的辛
酸与无奈（注1）。
图：台湾明治制糖株式会社
1920年代台湾的农民运动由蔗农所发动，即是源于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
成立后，积极巡回全台举办演讲，以启迪民智。当时蔗农受到思想启蒙，开始关心自身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产能逐渐复苏，日本经济不再受惠于欧战，反而面临了
萧条的窘境。1921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灾情惨重，随之引发金融危机，
台湾的糖厂虽受波及，但由于糖厂控制甘蔗的交易价格及条件，因此受到影响并不大
，反而是蔗农承受经济萧条的苦果。
同一时期，台湾由于蓬莱米研发成功，产量提升，稻农的收入获得改善，相形之下，
蔗农的处境愈为艰辛，更造成蔗农的不满情绪。
1925年，台湾最早的蔗农组织“凤山小作人（佃农）组合”正式成立。当时由于“高雄新兴制糖会社”
要求佃农归还土地（注2），引发农民不满，
黄石顺等人于5月23日成立“凤山小作人（佃农）组合”，
推举简吉为组合长。
图：农民组合的领导人－简吉（左）、李应章（右）
台湾农民运动的里程碑则是1925年发生的“二林蔗农事件”。这个事件导因于1923年的蔗农
请愿事件。
1923年，“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对于所属二林、大城、沙山、竹塘四庄的甘蔗搜购价格，低于
邻近的“台湾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对其蔗农的购买价格，每千斤低八角圆，不当获利二十万圆。
当时二千多名蔗农出面向台中州知事及总督府殖产局提出陈请书，事后只获得了些许的额外补助。
然而这次的经验，使农民自觉须组织起来，才能向制糖会社争取自身应有的权益。
于是在当地知识份子李应章等人努力下，1925年1月1日，二林地区的蔗农召开蔗农大会，
决议成立蔗农组织，同年6月28日，成立“二林蔗农组
合”（注3）。
10月6日，“二林蔗农组合”向“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交涉，提出五项要求：
一． 甘蔗收割前公布收购价格。
二． 肥料任由蔗农自由购买。
三． 会社与蔗农协定甘蔗收购价格。
四． 甘蔗过磅应会同蔗农代表。
五． 会社应公布肥料分析表。
蔗农组合代表要求会社必须答应，才能进行收割，而会社态度强硬，不同意这些条件，
双方不欢而散。
10月22日，会社在警力保护下，强行采取甘蔗，结果与蔗农发生争执，混乱中，
有蔗农夺下警员的佩刀，事件闹大，蔗农一哄而散。次日，北斗郡警察百余人前往二
林、沙山（彰化芳苑乡）二庄，逮捕数十人，并逮捕蔗农组合干部李应章、詹奕侯、
刘崧甫等人。最后经过二审判决， 25人有罪，组合领导干部李应章判刑八个月
徒刑，詹奕侯、刘崧甫、陈万勤六个月徒刑，史称“二林蔗农事件”。
图：“日本劳动总同盟”派出麻生久、布施辰治两位律师来台为二林蔗农辩护
二林蔗农事件引起外界的瞩目，也刺激了全岛农民组合的产生。当时，“日本劳动总同盟”
关切台湾蔗农的处境，派出麻生久、布施辰治两位律师于1926年来台协助蔗农在法庭辩
护，他们在简吉、赵港陪同下，遍访全岛各地，举办农民演讲会。
1926年6月28日，在简吉、赵港、黄石顺倡议下，各地农民组合干部齐集于凤山，成立
全岛性的“台湾农民组合”，由简吉出任委员长。当时简吉年仅23岁。
此后，台湾农民
组合运动蓬勃发展，至1928年底，拥有4个支部联合会，全岛会员超过3万名，成为当
时发展最迅速的社运团体（注4）。
在1927至1928年间，由农民组合所指导的农民抗争事件，高达四百二十余件。
当时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面临“左”、“右”分歧的路线之争。右翼运动者注重
解决“民族压迫”的问题（日本人压迫台湾人），左翼运动者则注重解决“阶级压迫”的
问题（资本家压迫工农无产阶级）。
“凤山小作人组合”的诞生、“二林蔗农事件”的爆发，
所牵涉到的制糖会社，一是“新兴制糖会社”，一是“林本源制糖会社”，却都是台湾资本家
所设立的糖厂，透露出蔗农被剥削的问题，本质并非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
日本资本家固然剥削台湾农民的劳动利益，而台湾资本家也同样剥削台湾的农民，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7年以后，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路线之争，左派的影响力超过右派。这一年，
“台湾文化协会”正式分裂，由左派取得领导权，右派因而出走，
另外成立“台湾民众党”；而后来蒋渭水领导下的台湾民
众党，亦逐渐左倾，主张支援劳工及农民运动，引起党内地主为主的右派不满；
右派再次出走，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1927年以后的“台湾农民组合”逐渐左倾，渐从原先温和的陈请、请愿，而趋向大型的
示威抗议，以对抗制糖会社。农民组合的领导人简吉、赵港更赴日与“日本劳动农民党”
取得连系，并请其派员来台指导农民运动，吸取日本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者的经验。
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由于日本政府视共党组织为非法团体，台共只能秘密
活动，于是渗透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而逐渐取得影响力。“台湾农民组合”
的中央委员简吉、陈德兴、赵港、陈昆仑等，都以个别身分加入台湾共产党。1928年8月，台湾
农民组合通过支持台湾共产党的决议。至此，“台湾农民组合”已被台共所掌控。
图：“台湾农民组合”的领导者－坐在牛背上的简吉
台湾农民组合日渐壮大，会员众多，又逐渐左倾，使台湾总督府感受到威胁，而无法容忍
其继续发展。
1929年2月12日，日警以违反
《治安警察法》为名，对全岛各地农民组合本部、支部及干部住宅，同步展开大搜索及逮
捕行动，史称“二一二大检举”。农组重要干部简吉、杨春松、陈德兴、侯朝宗、陈昆仑、
黄信国等人都遭判刑入狱。
曾负责“台湾农民组合”政治教育部的杨逵（原名杨贵）及妇女部的叶陶，
两人在结婚前夕也遭到逮捕，两人潇洒面对，戏称这是一趟“手铐脚镣的官费蜜月旅行”。
经此打击，农民组合各地支部几乎陷于停摆，多数农民担心遭到政治迫害，亦纷纷退出
农民组合，部份干部则转入地下抗争。随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军国主义抬头，岛内的
政治团体如“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陆续遭到解散，“台湾共产党”的组织亦遭
破获，谢雪红等台共领导人被捕。1920年代蓬勃的社会运动终于在1931年趋于沉寂。
战后，“台湾农民组合”的干部再次活跃，然而这批左翼知识菁英却不幸被卷入国共内战的
漩涡里。1949年4月，杨逵因撰写《和平宣言》，被判刑12年。1950年2月，简吉则因涉嫌
参加中共在台组织而遭到逮捕，判处死刑。
杨逵是农民组合的积极份子，也是日据时代著名的左翼作家，他的作
品《压不扁的玫瑰花》，象征着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曾被入选为中学教科书
国文教材。简吉死时，年仅47岁。他的儿子简明仁，后来成为大众电脑的董事长，也是
知名企业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的女婿。
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财团在台湾投资制糖会社，被政府以“日产”名义接收，
后来成立“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台糖）。“台糖”因此成了拥有最多土地的国营企业。
在民国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砂糖是台湾外销的主力经济产品，砂糖出口曾占台湾外汇收入
的百分之七十四。“台糖”也成为当时大学毕业生最向往的金饭碗工作。
旅记日期：2008.04.14【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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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蔗农耕作的景象
注1：1905年的《糖业奖励规则》，
规定指定区域的甘蔗必须卖给该区域的制糖会社，蔗农不得将甘蔗外运，亦不得将甘蔗转
作其它用途。因此蔗农对于自己种植的甘蔗并没有自由处分权。虽然甘
蔗的收购价格，法律规定由制糖会社及当地政府共同决定，实际上却多由会社单独决定，
蔗农无法异议。
糖厂的收购价格又根据甘蔗甜度分级而有不同价格，而甜度却是由糖厂技师单方面决定。
蔗农将甘蔗论斤秤重卖给会社，会社收割时，往往将甜度较少的甘蔗尾部削去，以减轻磅秤
时的重量，造成蔗农收入减少。而糖厂秤磅也故意不精准，被人所诟病。例如，当时某次磅秤
甘蔗的结果，与蔗农的预估出入甚大，当场三名保正（里正）不相信，跳上甘蔗车要求糖厂重新
磅秤，结果重量却只增加80台斤（约48公斤）而已。因此“三个保正八十斤”的笑话广为流传，
以嘲讽糖厂磅秤作弊行为。
注2：
高雄陈中和家族曾经召募从新竹来的五十余名农民来佃耕其所有的七十甲农地，从来陈中和家
族想将这七十甲土地移转给新兴制糖株式会社（陈中和家族所有）直接经营，而要求农民归还
土地。因而促成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凤山小作人（佃农）组合”（后改称“凤山农民组合”）。
注3：“二林蔗农组合”
选出李应章、刘崧甫、詹奕侯、詹仁华、蔡渊腾、王芽、谢日新、邱菊花、
曾明得、戴成等十人担任理事。
注4：
台湾农民组合4个支部联合会及支部如下：
新竹州支部联合会－桃园、中坜、湖口、大湖、三义等支部。
台中州支部联合会－大屯、大甲、彰化、员林、二林、中寮、竹山等支部。
台南州支部联合会－曾文、下营、东石、斗六、虎尾、嘉义、小梅、麦寮、番社等支部。
高雄州支部联合会－高雄、凤山、屏东、潮州、内埔等支部。
[行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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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制糖株式会式糖厂及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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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运甘蔗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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