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0114）

剑潭古寺

今天上午自小油坑登访七星池，回程绕经平等里， 探寻上次未竟的狗殷勤古道。下山，过自强隧道，经剑潭古寺时，顺道绕进去参观。

剑潭古寺位于北安路805巷6号。十几年前，我曾来过一次，但已印象稀淡。剑潭古寺，据说是台北最古老的寺庙， 现已被列入市定古迹。

剑潭古寺门口有一素雅青瓦牌楼，写着“剑潭古寺”，题字者为辜振甫，修建年代为民国61年（1972）。 穿过牌楼，爬上一小斜坡，来到剑潭古寺前的广场。

剑潭古寺，虽然是台北市最古老的寺庙，但经过翻修改建，外观已失去古味。寺庙面积并不大， 安静隐身于这小巷内的山脚下。一般游客大概不会专程来此一游，即便是我自己也是路过时， 顺道弯进来参观而已。寺里寺外无游客。一孤寂老人坐于广场一角，眼光好奇于我的来访； 寺里面一老狗慵懒地躺着，略为惊讶我的闯入，但随即恢复它的安逸闲致。

剑潭古寺原本不在大直；剑潭古寺，寺如其名，原位于剑潭。古寺初建于剑潭北岸、剑潭山南麓， 背山面水，风景清幽。据传明崇祯七年（西元1634年）时已有人在此结庵。康熙56年（西元1717年） 有僧人在剑潭北岸以茅草盖“西方宝刹”；乾隆38年（1773年）吴廷诘等人重建，因寺临剑潭，改名 “剑潭古寺”。日据时期才迁移至大直现址。

图：剑潭古寺正景

虽然这座古寺历史悠久，又被列为市定古迹，但寺里寺外，却不见任何解说牌，恐怕游客难以 了解这座台北最古老庙宇的过往历史。

仅能从庙里某些旧器雕柱上，交杂呈现的旧帝王年号如 “道光”、“昭和”等，猜想这座寺庙曾有过不寻常的历史。寺正殿门楣上的寺匾 “剑潭古寺”的题字者为谢东闵，则是民国人物，蒋经国时代的副总统。

寺旁有碑林园，保留着剑潭古寺旧有庙柱及石碑，在这里才能够真正感受到这座庙的悠久历史。 剑潭古寺历经几次改建，日据时期改迁至此，几次重建，保留了一些拆卸废弃的旧庙柱石碑等。 残柱上的对联及刻署年号，诉说着这座寺的沧桑演变。碑园入口左右石柱为嘉庆时期的旧寺柱。

园内竖立不少旧石碑，最古老的是咸丰二年（1852）的“奉宪示禁碑”， 立碑者为“署台湾北路淡水总捕分府加十级纪录十次张为” 。碑文已漫灭难辨。这种奉宪示禁碑，我在三貂岭金字碑古道曾见过，两者年代相仿。 其它旧碑文碑柱，有道光年间、有嘉庆年间、有大正年间。庙柱对联碑文多以“剑潭”两字为题发挥，如“剑气冲霄星北斗， 潭光印月极西天。”、“潭烟驾雾活如来，剑气凌云观自在。”

这样的旧柱旧碑虽然能引发旅人的思古幽情，但将它们保存在这几净幽雅的庭园里时， 也使它们变得像花瓶般失去了它原有的历史生命力。古迹古物的价值应该在它原本的地方， 以原貌保存，而不是拆毁了全部，只保留一根柱、一块碑，放在花园里供人凭吊。 日据时期，剑潭古寺却不幸整座寺被迫迁离了剑潭。

图：剑潭古寺碑林园

剑潭古寺究竟何时迁至大直，众方资料说法不一，可能是在昭和2年（1927）左右， 当时台湾督府欲扩大台湾神社（今圆山大饭店）社域范围，并辟建护国神社（今忠烈祠） 的参道，于是强令剑潭古寺迁移到较偏远的大直北势湖山麓。新庙约在1940年落成。

剑潭古寺失去了剑潭，从此失去了光辉。 由于新迁地点位置偏僻，信徒参拜不便，原本香火鼎盛的名刹从此便渐没落。

我在碑园里闲走，细览每一旧柱。其中有一旧柱的字体秀狷，刻写着：　

潭深几许愿菩萨慈悲化作十方甘露八功充满济群生

引起我注意的，并非这些颂佛字语，而是题字者的姓名，柱上刻写着“信士辜显荣重修敬题”。 上个月，我走访东和禅寺，亦曾看见辜显荣名列善心捐款修庙名单之首。

辜显荣为日据时期台籍第一权贵，显荣于当时，名寺名刹得其惠施众多。辜氏显然十分热衷于社会公益， 不知背后是否有特殊的心理动机。大正三年，辜显荣曾参与剑潭古寺重修，为发起人之一，历经数年才竣工。

图：咸丰年间的奉宪示禁古碑文，文字已斑驳难辨

关于辜显荣的事迹，一般人恐怕早已淡忘。民国八十年，政府聘任辜显荣之子、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 担任海峡两岸谈判代表。当时，在野党猛揭辜家历史疮疤，才又勾起世人对辜显荣的记忆。

辜显荣一生的争议与伏起关键在于引日军进入台北城。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 被迫割让台湾。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日军自三貂角登陆，一路挺进，至水返脚（汐止）时， 不敢轻易前进，遂暂驻观望。此时辜显荣至水返脚，告知日军，台北城防务已崩溃，请日军尽速进城，并担任日军前导。 六月六日，日军进入台北城。辜显荣的作为遭到唾骂，视为汉奸行为。当时，台湾北中南部义民军蜂起，誓死抵抗。 日军投下七万兵力，费时五个多月，才完全占领台湾。

辜显荣引日军进台北城一事，是否算是汉奸行为？我是以较宽容的态度来看待此事。 当时，马关条约已签署，清廷已放弃台湾主权。清廷代表李经方在三貂岭外海日舰 上与日方代表桦山资纪签下交接事宜，就法理而言，台湾已属于日本领土。 台湾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然而匆匆成立的台湾民主国不堪一击， 日军一登陆，随即瓦解，总统唐景崧偷渡离台，官亡将逃，兵勇流窜， 台北城陷入无政府状态。台北仕绅为求自保，遂考虑与新的统治者接触， 以求早日结束动荡乱局。于是辜显荣挺身而出，冒着危险，前往接洽日军，引日军进入台北城。

辜显荣的作为与历史上的汪精卫、吴三桂并不能相提并论。汪精卫、吴三桂两人，一身为政府要员， 一身为重要将领，却在两国交战时，变节通敌，终成民族罪人。辜显荣只是一平凡百姓而已。 马关条约，国家出卖人民在先，说辜显荣为汉奸或卖国，未免过于苛责。

辜显荣可议之处，在于随后立即向新政权靠拢，就任“台湾保良局局长”，成为新朝权贵， 协助新政权顺利接收台湾，获得日本人特殊待遇，赐予无数经济特权及利益，从此奠下辜家百年基业。 我个人认为，辜显荣的行为无关卖国，只涉及个人节操而已。当时台湾的士绅阶级，如基隆颜家、 板桥林家、高雄陈家等仕绅阶级，为了巩固既有利益，都无可避免的选择与新政权合作。 辜显荣的行为并非特例。他是一名商人，为了谋利，效忠转向并不会经过太艰辛的内心挣扎。

台湾沦为异族统治，知识份子的挣扎则深刻许多。丘逢甲写下“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的悲句；连横写出“国可灭，史不可亡”的沉痛史篇；日本人统治期间，林献堂领导台湾议会运动、 蒋渭水领导民族主义运动，不为统治者的威胁利诱所动。这是知识份子的风骨。日据统治期间， 台湾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与异议从不曾间断。

图：古寺牌楼（背面），刻题"回头是岸"

在政权交替频繁的年代，关于个人节操或历史是非，往往变得诡吊， 特别是依附于政权荣衰的个人历史评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更迭， 历史评价亦猪羊变色。

日本人统治台湾半世纪，辜显荣倍受尊宠。 明治三十年（1897年）获台湾总督府授予绅章、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 任“台北保良局”局长、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升叙勋五等、 大正三年（1914年）赐勒定蓝绶褒章、大正四年（1915年）叙勋四等瑞保章、 大正十年（1921年）被任台湾总督府评议委员、大正十二年（1923年） 叙勋三等瑞保章、昭和九年（1934年）敕选贵族院议员、昭和十二年（1937年）去世， 生前功勋追赠从五位。

辜显荣引日军进城，从此飞黄腾达，四十年间被殖民统治者极力追 捧褒扬为忠贞楷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结束在台殖民统治，辜显荣的历史地位 从云端直坠入深谷，从此成为辜家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

关于辜显荣的一生，应该早已盖棺论定。现代年轻一辈对这段历史亦渐淡忘或者兴趣索然。1895年， 台湾人民面对突如其来的异族统治，各自做出生命的抉择，各人情操气节或许有高有低， 但没有人应该被扣上“卖国”的罪名。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一年，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影响。台湾百年来的政治纠葛，国家认同议题皆根源于此。 因为认同争议，政治立场对立，历史观点亦各自不同，各自诠释，以致形成分岐的历史观。 有人为辜显荣翻案，写下如此评论：

“一百年前的辜显荣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彻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地， 毅然与日本人合作，而台湾幸而有日本人那五十年的统治，卒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样的历史见识，令人感慨万千。历史烟云，可以宽容对待，但不应该被扭曲。

步出碑林园，我告别了剑潭古寺。剑潭古寺入口的牌楼背面，写着“回头是岸”， 仿佛是对离去的参访者的道别叮咛。佛家观点，万般由心造，一念生清静，当下顿悟， 苦海回头便是岸。这似乎是迷茫人生的一道特效药。而传统知识份子的心灵似乎无此良药可用。 知识份子有时会面临“苦海无边，回头亦无边”的历史困局。知识份子可贵之处，在于能坚守节操， 不计个人利害，宁愿寂寞一时，而为了理想，甘愿航向茫茫苦海。

日期：2003.09.20　

[行旅照片]

[行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