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氏節孝坊（三級古蹟）

黃氏節孝坊，位於二二八公園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右側，建立於清光緒八年（西元1882年）， 是為旌表王妻黃氏節孝事蹟而立。《台灣通史－烈女列傳》曾記載其事蹟如後：

「黃氏，淡水人， 嫁艋舺士人王家霖。夫死守節，卒年七十有四，奉旨旌表。光緒八年冬十月，建坊於城內東門街。」

東門街就是今日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日據時代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 ），因為拓建總督府官邸圍牆， 而將黃氏節孝坊遷至今日二二八公園內。幾年前，因捷運施工，又將黃氏節孝坊拆下暫時貯放，如今才又重新 組立於台灣博物館的東側。

節孝坊可說是舊時代的產物，反映舊社會的價值。《台灣通史－烈女列傳》當中記載 「烈女」的數量頗多，其中不少還因夫婿身故而殉死，且死意堅定。這種行為，卻為鄉里傳為美談，也為傳統史書 所歌頌，不知這種禮教從何而來？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以假人俑陪葬，孔子都氣的 罵重話，更何況是以活人殉死？「吃人的禮教」，並非傳統儒家的精神。

《烈女列傳》中記載的烈女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無子女的年輕寡婦，她們多半堅決地殉死； 另一類是有子女的年輕寡婦，則多不會自殺殉情，而是親身撫養子女長大。黃氏節孝坊所表揚的這位婦女就是屬於 後者。由此亦可見，女子喪夫，殉情與否，固然有文化的因素，但也與社會責任有關。俗諺說：「女人雖弱， 為母則強。」淡水黃氏守節四十六年，並非為了死去的丈夫，而是為了照顧孩子而堅強地活下去。就母性的光輝而言， 這樣的一座節孝坊，仍然有其時代的意義。

圖：急公好義坊

◎急公好義坊（三級古蹟）

急公好義坊位於二二八紀念公園南側，建立於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是為了旌揚臺北府淡水縣貢生洪騰雲的義行。

根據《台灣通史－孝義列傳》的記載，洪騰雲為福建泉州晉江人，道光四年（1824年），年十三歲，隨父來台， 居住於艋舺地區，及長，從事米郊生意，與泉廈貿易往來而致富。平時樂善好施，興建義倉，設置義塚，為鄉里稱道。

光緒六年（1880年），洪騰雲捐地及捐銀，協助台北府興建考棚廳舍。光緒十三年（1887年）， 台灣巡撫劉銘傳奏請嘉獎，賜「急公好義」匾，建坊於北門石坊街。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坊成。 牌坊原立於石坊街（今日的衡陽路），日據時代因道路拓寬而拆遷至目前的位置。

「考棚」是科舉時代應試的考場，當時台北府新建的考棚可容納二千多人應試，頗具規模， 從此淡北童生免除了長途拔涉趕赴台南府應考的辛苦。台北府的考棚原址， 位於今日的忠孝西路與中山南路交會處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

「急公好義坊」與「黃氏節孝坊」的牌坊格式都屬於四柱三間式。牌坊的層數，「急公好義坊」為兩層式、 「黃氏節孝坊」為三層式，都形制完整，雕琢樸雅。牌坊前則有一對石獅子， 為當年台北府衙門唯一的存留物（註1）。 台北府衙門約位於今日重慶南路、懷寧街之間，原址已無遺跡。

「急公好義坊」的石坊牌匾上有「劉銘傳」的名字。我好奇猜想，劉銘傳修築基隆、台北之間的鐵路， 將首部火車機車頭命名為「騰雲號」，是否與洪騰雲有關？光緒十二年（1886年），劉銘傳奏請試辦鐵路， 奏摺提及：「唯以經費之故，躊躇至今。」當時清廷財政困難，於是劉銘傳建議發行鐵路股票， 招募商款壹百萬兩，則不動公款，而鐵路可成。疏上，下旨照議。以「急公好義坊」興建年代來判斷， 或許洪騰雲亦曾暗助劉銘傳一臂之力，而「騰雲號」終於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開始奔騰於基隆、台北之間。

圖：臺灣廣播電臺放送亭

◎臺灣廣播電臺放送亭 （市立古蹟）

位於二二八公園內這座日據時代的放送亭，並沒有豎立任何解說文字，所以很容易被遊客所忽視。

「放送」，就是「廣播」的意思。日據時代分別在台北、板橋、台中、嘉義、台南、花蓮設有放送局。由於當時收音機並不普遍， 因此才會設置這種戶外送放亭，以供民眾收聽廣播。這種放送亭如今已不多見，二二八公園內的這一座顯得特別珍貴， 因而被列入市立古蹟。

這座放送亭的造型有點像是日式寺廟外的石燈籠，直立式的牆體有精緻的磨石子。放送亭建於日據時代昭和九年（1934年）， 石亭屋頂下方安設喇叭，可向四個方向播放廣播。二次大戰期間，廣播電台不時播放著時局新聞及激勵人心士氣的歌曲， 以宣揚皇軍戰果，並號召台灣人加入志願兵前往南洋作戰。

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的中午時分，這座放送亭播放了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終戰敕令」， 正式宣告了一個統治時代的結束。

圖：二二八紀念館

◎二二八紀念館

二二八紀念館的前身是日據時代的台北放送局廳舍。

台北放送局是日據時代台灣成立的第一座廣播電台， 隸屬於總督府遞信部（交通部），設立於昭和三年（1928年），而於昭和六年（1931年）正式開播。

台灣光復（1945）後，政府將其改制為「台灣廣播電台」，後來更名為「中國廣播公司」，成為國民黨黨產。

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 中國廣播公司將這棟建築物交還台北市政府，而後，台北市政府選定為二二八紀念館，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 二月二十八日開幕。

我曾經參觀過幾次二二八紀念館。今天館內特別熱鬧，一群小學生來此參觀，席地而坐，聽一位白髮志工講解二二八事件。 小朋友聽得似懂非懂。不久，各自持著學習單在館內流竄，相互討論及尋找學習單上問題的答案。二二八事件，對小朋友來說， 只是功課學習單而已。我聽到有位小男生看圖片資料時，轉頭對同學說：「哇！死這麼多人。」只是好奇的口氣而已。 小朋友參觀二二八紀念館，不會有中年人的沉痛心情。對此，我沒有任何一絲責怪之意。兒童的天生傾向，眼光是看向未來，而非過去， 所以他們沒有歷史包袱，適合開創新局。或許國家未來的幸福正可冀望於這新生的一代。

二二八紀念館出口的牆壁上則貼著許多參觀者的留言小字條，各自抒寫著參觀後的感言。其中有一張小紙條寫著： 「日本啊∼我們永遠懷念你。」則讓我的心情微微酸痛。感情的事不能以理相辯，這一點我明白。願時間能撫平傷痛。

圖：二二八紀念碑

◎二二八紀念碑

每次走進二二八紀念碑的碑底處時，那淅瀝如淚的水聲總令人感到潸然欲淚。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五十年之後， 政府才終於在這座公園內豎立起這座紀念碑。這個事件整整被壓抑了四、五十年，成為一項禁忌，也因長期壓抑而形成一種陰影。

我記得由政府委託學者撰寫的第一本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調查報告， 書名的英文譯名很耐人尋味－「Fourteen Days and Forty Years」（十四天與四十年）。 二二八事件歷經十四天就被政府軍隊給平定了，然而卻影響了此後四、五十年的歲月，直至今天。

關於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日後政治及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在我看來，「四十年」的因素遠比「十四天」的悲劇更來的重要。在戰禍頻繁、 時局不安的動盪年代，發生這樣的悲劇並非不能理解。而時局穩定之後，倘若當時政府能積極處理，為其中因冤曲而罹難者給予平反、 賠償及道歉，雖然無法彌補其家屬心中的悲痛，但足以消除社會的怨懟與不滿情緒。事件過後，政府卻以國家威權壓抑此事， 視之為政治禁忌，才是造成日後國家認同紛擾的真正原因。

二二八事件的四、五十年後，政府終於公開道歉，恢復當年受害者名譽，並給予其家屬賠償。這道歉會不會來的太遲？ 我認為不會。只要願意道歉，有誠心解決，永遠不會嫌太晚。Forty　Years的數字，終有一天會停止，不會再繼續累積下去。

二二八事件中死難的許多台籍知識菁英，他們的名字已逐漸被世人遺忘。連我自己也不能記得其中幾個名字。 時間如此無情，則又如何撫慰亡魂呢？

「落紅豈是無情物，化做春泥更護花。」倘若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能因這樣的悲劇而更懂得相互珍惜， 願意為追求一個更公義與和平的社會而努力，則亦足以安慰亡者之靈。 他們的生命雖然已逝，但生命的意義亦得以彰顯，而且會以另一種形式存活於人間。

旅遊日期：2005.09.23 & 2005.09.27 （寫於2005.10.11） 　

註1：「牌坊前則有一對石獅子，為當年台北府 衙門唯一的存留物。」這是目前一般的說法。然而山友老恩兄對照昔日台北府衙門前的石獅照片，發現台北府衙 門的石獅與目前急公好義坊前的石獅造型明顯不同，可見目前的說法是以訛傳訛，並非事實。急公好義坊的這對石獅有 可能是原位於二二八公園內的天后宮所有。日本人拆除天后宮，改建為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天后宮殘遺的石柱、石階、 石鼓、石獅等散佈於今日的二二八公園內。

已堙滅台北府衙門是否還有存留物呢？二二八公園內的「客路須知碑」， 昔日豎立於台北府衙門前，應可視為是台北府衙門唯一的存留物。---- Tony補註於20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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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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