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最近在網路搜尋資料時，無意間找到民國二十四年（1935）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江亢虎撰寫的《台遊追記》。

民國二十三時，江亢虎來到台灣旅遊，停留十幾天（8月22日－9月9日），遊歷台灣各地。 返回中國之後，隔年出版《台遊追記》，寫出他在台灣遊歷的各種見聞及感想。全文分60節，約二萬字。

江亢虎，原名紹銓，號洪水、亢廬，祖籍安徽省，生於江西省的仕宦之家。清末進入仕途， 為朝廷四品官員，曾在北京創辦三所女學校，成為當時學界佳話。

民國建立後，江亢虎創立「中國社會黨」，積極從事政治運動，為當時政壇聞人，後來因政治失勢而轉往學術界發展。 民國二十六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後，汪精衛在南京成立親日政權，江亢虎受汪精衛邀請，出任要職。 民國三十四年（1945），日本戰敗投降，江亢虎被以漢奸罪名起訴，判處無期徒刑。1954年， 因營養不良及肺結核死於上海監獄中。江亢虎一生命運多舛，在動盪的時代，人生以悲劇收場。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然江亢虎身後蒙被惡名，然而他所著作的《台遊追記》確實是台灣少見的日治時代遊記， 不應因此而被忽略埋沒。 江亢虎在台期間所見所聞，所寫下的想法及看法，今日的讀者未必盡能認同，而所珍惜的是， 透過他寫的這本書，讓我們可以透過第一手的文字資料，穿越時空，一窺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的風貌。

《台遊追記》書寫使用的文體為當時已漸流行的白話文，但仍參雜許多文言文，為了便於現代讀者閱讀， 我將原書翻譯為現代中文，並根據文中所述的景點，附以相關的老照片，以提供讀者閱讀時參考。

01.台遊動機

這次南遊，從汕頭到廈門，本來是受到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博士的邀約， 但因為沿途逗留，抵達廈門時，學校早已放暑假了。

又因為大學的校舍離市區較遠，交通不便，於是我被邀請住宿於青年會。 不久又移居到虎頭山的中華中學。

中華中學校長王連元，是昔日我在上海南方大學的學生（註：江亢虎於1922年創辦上海南方大學， 並出任首任校長。）， 學校的同事也很多是南大畢業的同學， 而且有台灣籍的林惠泉、許希蓮等人，而我又遇見已認識二十年的老朋友，是社會黨的同志， 閩南耆老會幹事許冀公。廈南女學校校長余佩皋女士，聽到我到訪，也前來與我會面。

許冀公是台灣宣布獨立（註：1895年台灣民主國）時的領袖之一， 余佩皋女士的丈夫莊惠泉也是生長於台灣， 他們都鼓勵勸我前往台灣一遊，並介紹台灣那邊的親友給我認識。

我的旅遊足跡幾乎遍布全世界，而平生還沒有去過台灣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島與， 極想要一觀當地的野番原始的生活、荷蘭人的殖民法度跡、鄭成功的開拓功蹟、 清政府的經營遺跡，以及四十年來被日本人統治下的現狀，於是就決定前往台灣遊覽。

02.護照手續

中國人進入台灣，台灣人來中國，都須辦妥護照，得到雙方主管官廳的簽證核准，然後才能購買船票， 不像中國與日本之間交通往來不用護照較為便利。華工辦理進入台灣的護照，一向歸由日本人經營的南國公司包辦這項業務， 每人收取規費五元；普通旅行護照，則由廈門特種公安局發給，收費四元，然後再往日本駐廈門領事館簽證， 亦收取四元簽證規費。

我這次的護照係委託廈門青年會總幹事沈志中代為辦理，過程極為簡便順利，往日本領事館辦理簽證時， 也完全沒有受到任何拖延或為難。日本駐廈門領事塚本毅親自接見我，招待殷勤， 又為我寫了幾封介紹信，證明我的身分與地位，他的熱忱實在令人感動。

圖：廈門港口

03.舟中一夜

福州、廈門每個星期都有日本輪船直航，從福建渡海到台灣，一夜就可以抵達台灣北部的基隆（本名雞籠）， 或台灣南部的高雄（本名打狗）。

廈門雖然是通商的要港，然而除了太古公司之外，各個船公司都沒有專屬碼頭， 而且沒有自備渡輪，都須乘坐當地四大家族壟斷的舢板船，上下輪船非常不方便。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午，我乘坐大阪商船鳳山丸（註：鳳山號）啟航， 南大同學會、青年會，以及新舊友人來送行的有二、三十人。同行的有學生蔡重光，是當地的布商， 自備旅費，願意隨我前往台灣遊覽。才一上船，就有日本領事館所屬高等特務（特別偵探）、水上警察等人前來盤查， 詰問詳細，問及我的年齡，頗懷疑我虛報年齡，說我看起來只像是三十幾歲的人。幸好同船的有一位日本煤炭商人木村先生， 年齡七十三歲，臉色紅潤，滿頭黑髮，耳目聰明，手腳靈活，看起來像五十幾歲的人，可以做為有力的佐證，所以我才沒被刁難。

我問木村先生維持健康的養生之道。他回答說：「謹慎起居，節制飲食，減少嗜欲，消除憂忿。」四句話而已。 在船上四處眺望，風景極佳，海上的島嶼顏色青翠，漁船在海風中隨波上下。聽說沒有輪船的時代，福建人渡海到台灣， 如果遇到順風，三天可以到達。天氣晴朗時，登上廈門最高處，可以隱約望見遠處的海平面有一線地痕。 有人說，古代人所稱的「蓬萊」，就是「新高砂」（台灣的別名）。

圖：基隆港

04.基隆登陸

第二天清晨破曉時，輪船抵基隆。六時左右，停泊在海上，有有日本海關警署及醫官等人， 乘坐小船前來，登船檢查護照（日人稱為名為「旅行券」）及種牛痘證明書。

雖然有證書，但醫官仍然一一診察，警員一一盤問，盤查完畢，輪船才准許進港停泊。

我們的行李由輪船公司包運，通過稅關，送達住處。行李每件定價三角，海關檢查非常嚴厲， 對於印刷書刊、照相機尤其特別注意。我早就有所聽聞，預先將所攜帶的書刊封存，寄放於海關，以免被打開檢查，惹來麻煩。 而隨身的信札、日記、相片則被海關逐一翻閱，並且用光探照檢查，通關非常耗費時間。

中華總會館總幹事林梧村，事先收到電訊，遠從台北前來迎接。我們一起前往基隆的中華會館稍作休息， 在台灣的華僑為我舉辦歡迎茶會，會場在一家商店的前樓，雖然茶會簡單，但符合禮儀。 這一天到場的都是中華會館的職員，以福建、廣東省籍居多，也有幾位是浙江及江西省籍。 詢問他們的職業，則各行各業都有，但很少有大企業家。茶會的主持人是易炳漢先生， 國語流利，辦事周到，是一位人才。

圖：基隆市區（義重町通）

05.基隆交通

基隆是台灣北部第一商港，而且是要塞司令部的所在地。

自從前年（1932）以來， 基隆港濬深海口，增築碼頭，使大輪船可以出入停泊。

日本郵船、大阪商船都有定期航線，除福州、廈門每週一次的航班之外， 並可直通香港、菲律賓、上海、青島、天津、大連、及日本各口岸。 其餘則須由上述的各港口再轉乘兩公司其它航線的輪船。

基隆全市人口還不到十萬人，然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機構，種種設備，應有盡有。從廈門到基隆， 一水之隔，一夜的行程，感覺兩地氣象截然不同。

由基隆往全台首府的台北市，有火車、電車、長途汽車，每半小時一開，約一小時可達。 林梧村預約叫客汽車（日本稱汽車為「自動（人+動）」車，而腳踏車名為「自轉車」。）， 除司機以外，一輛車可以乘坐五名乘客，每人車資僅五角。 沿途所見的鄉村風景，農家外觀與閩南的漳州、泉州等地完全一樣，只是公共建築及都市的外觀，都已成為日本建築風格了。

圖：台北市（車站附近）

06.台北稅駕（休息住宿）

台北市屬於台北州，是全台灣的首要城市，總督府設在台北市。 台灣本來是福建省的一府，府治設在台南。 光緒初年（1885），升格為行省，省會移至台北。

四十年前的《馬關條約》，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以換回被日本侵佔的遼東半島。日本在台北設總督府，成為全島的政治中心，其後逐漸發展。 並成為文化、產業中心。

我一抵達台北時，即有總督府特派員在中華總會館等候招待， 並詢問我這次來台灣遊歷的使命及目的。我出示日本駐廈門領事的介紹信，告知我僅是在野的民間學者， 來台做私人旅行，並沒有帶著任何的任務或目的，純粹觀光而已。

林梧村來到會館，召開臨時歡迎茶會，蒞臨的有中華會館的職員及重要會員數十人，對我表達歡迎及崇仰之意， 我略與大家交際寒喧聊天一番，隨即由林梧村介紹，前往附近的大世界旅館住宿休息。

07.會館組織

各國華僑皆有中華會館的組織，以我親眼所見，只有台灣的中華會館最有統系，也最有權威。 因為從台灣割讓（1895）以來，中國在台灣一向沒有設有領事館，僑務工作乏人主持。民國十六年（1927）， 台北才開設中華會館，台灣各地聞風而起，至今已設有三十幾處會館，並於台北設立中華總會館，成為統轄機關。

中華總會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輪流在各地會館舉行。今年春天才開過第七次大會，在新竹市舉行。 總會館執行委員總務主任林梧村，是汕頭人，國民黨員，是會館的重要中堅幹部。 在台華僑對內對外的所有交涉，都由會館做為代表。中華會館有半官式性質，亦獲得日本政府的承認。 自從中國駐台領事館成立之後，中華會館才成為純民間的自治與社交團體。然而因為上述歷史淵源的關係， 中華會館的事務比領事館還要繁忙。

08.華僑現狀

根據最近的統計，全台灣人口將近五百萬，而漢人有四百七十萬人，大多數來自閩南。 福州人、潮汕人、客家人次之；浙江及各省又次之。

台灣割讓之際，日本政府准許有兩年的猶豫期，讓台灣人自由決定是否離去或留下。兩年過後， 沒有遷離台灣的居民，一律登記為日本國籍。以後中國人進入台灣，都必須申請護照，才能進入台灣。 今日在台灣的華僑，人數不超過六萬人，從事工商教職或各行各業都有，但沒有大資本家大企業家。

在台的華僑也大多數是閩南人。血統、語言、習俗、服裝，與台灣當地人相同， 然而因為屬於不同國籍，法律待遇不平等，心態自然不同，但彼此交往還算融洽，能夠相安無事， 不像有些居留在福州、廈門的台灣人仗著是日本人的身分做靠山而鬥狠逞兇。 可惜在台灣的一般華僑，智識都很平常，事業也不怎麼成功，很少有地位及聲望顯赫的人， 所以華僑在台灣並不太受到當地台灣人的重視。

圖：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

09.官聽招待

我是以民間私人身份前來台灣旅行，本來並沒有訪問當地政府機構的意思，但是台灣總督府派人來迎接問候， 自然不能失禮，因此而有所交際應酬。

於是先前往中國駐台北的領事館，拜會總領事郭彝民。郭是長春人，留學日本，曾經處理東三省的外交工作， 剛來台灣蒞任不久。

郭領事委託副領事張振漢（福建閩侯人），陪同我一起前往總督府訪問，經過翻譯官越村、文書官能澤的介紹， 與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會晤，用日語談話。我特別表明這次來到台灣純粹是為了觀光的目的， 預定停留十幾日。平塚廣義是總督府最高長官，綜攬所有的政務，地位相當於台灣副總督。 他代表台灣總督府，表示歡迎之意，並允諾會給予各種方便。

越村則是翻譯官兼外交官，所有外國來賓都由他擔任嚮導及招待。 總督府的建築頗為雄偉壯觀，各部門條理井然，官員及僕役都穿著制服，僅有門口有一名不帶劍的警察守衛， 外來的訪客可以任意直接進入各部門辦公室，不會受到稽查，也不會通報上級，絲毫沒有中國軍政機關警備森嚴的情況， 而且也不如各國駐華使領事館的威嚴。這種情形真的很特殊。

10.領館規模

中國駐台領館設立不過三年的時間，而領事已更換過四任，人事頗多紛擾。 領事館是承租市郊的民房，有兩棟樓房，一是各職員辦公會客的場所，一是領事的官邸， 略具規模。聽說是今年才遷入的。原來的舊領事館位於市區的工業區，低濕狹小，所以才遷至此處。

中國駐台領事館有總領事、副領事、隨習領事各一人來主持處理事務，雇員若干人。全台灣僅有這一處中國領事館， 並無其它分駐處。隨習領事徐源達是浙江紹興人，留學日本，與華僑潘女士剛剛結婚不久， 頗得到台灣當地華僑的好感，現在正奉調要回到國內。

館事的工作看似簡單，然而外交交涉的任務非常困難，這是因為國家無有力量，主事者也因此產生消極的想法。 在台灣的僑民覺得中國領事館高高在上，有事時，也不太信任中國駐台領事館。然而有一則新聞，令人增添感嘆。

自從台灣割讓以後，台灣人很久沒有見過祖國來的使節，第一任的總領事到任時，前往各地訪問， 有一位住在山區深谷的老人，拄著拐杖，走路緩慢，從很遠的地方前來觀看。起初看見領事穿著西裝， 懷疑這並不是中國領事，詢問之後，才確認是中國人，他於是大聲呼喊的說：「台灣人受到壓迫很久了， 今天有幸能夠見到朝廷來的官員，希望可以為我們伸冤。」總領事聽了傻眼，不知道如何回答。 這位鄉下人從來沒有離開過山區，不認識漢文，也不通日語，不知道台灣已經割讓的事， 也不知道領事是什麼官職。

圖：台北市區三線道

11.市區概況

台北市分城內、大稻埕、萬華三個區域，城內現在已經沒有城牆圍繞，但仍是台灣政治與商業的中心， 日本人（內地人）主要居住在這裡，大稻埕及萬華則是台灣人（本島人）住戶居多。華僑亦大部份居住在這兩個區域。

萬華本名「艋舺」，日本人以和語讀音相似的「萬華」替代原來的地名。 又例如將雞籠改名為「基隆」，也是漢語與和語讀音相同，維持原地名的發音（註： 雞籠改名為基隆，是在光緒元年[1875年]，取「基地昌隆」之意，並非日本人改名的。） 這是相當難得的做法。而打狗改名為「高雄」，打貓改名為「民雄」，則是日本所謂的訓讀音，採發音相似， 而地名改為較文雅的漢字。

台北全市人口不過二十六萬多人（前年底統計數字），而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 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百姓可以安居樂業，養育後代子孫。日本統治的能力，台灣被同化的速度， 實在是令人既驚奇又感嘆。（∼待續）

旅記日期：2013.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