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魚路古道（河南勇路）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金包里大路，俗稱「魚路古道」，這條古道又有「河南勇路」之稱。

為何稱「河南勇」？據說是因為清朝時代有湖南籍的兵勇（湘軍）往來巡行這條道路， 「湖南」、「河南」發音相近，台灣人誤認為這些湖南勇是河南勇，因此而稱這條道路為「河南勇路」。

這樣的說法，已是眾所周知，而成了社會的定見，我也一直是這麼認為。 畢竟大家都熟知曾國藩創建湘軍，協助清廷擊敗太平天國。湘軍曾經駐防過台灣， 而河南省並沒有軍隊來過台灣。

因此「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誤稱，合乎歷史事實。但真象是否如呢？ 台灣真的沒有來自河南的兵勇嗎？

後來我探訪基隆二沙灣砲台時，在砲台營址看見三座光緒十年（1884）的清軍古墓， 墓碑刻有「河南」兩字，可見這是籍貫河南的兵勇之墓。當時並不覺得奇怪， 可能思維已有成見，凡是遇見「河南勇」，腦海就會自動更正為「湖南勇」。

圖：基隆二沙灣砲台「河南勇墓」

這樣的思維顯然是錯的。二沙灣的清軍古墓，確實是埋葬著河南人，而不是湖南人。理由如下：

第一．湖南勇雖然可能被台灣人誤為是河南勇，但軍中袍澤之間不可能會誤認省籍， 當埋葬死去的同袍時，不會明明是湖南籍，而卻在墓碑刻著「河南」。可見死者確實是河南人。

第二．二沙灣砲台的清軍古墓墓碑也刻著「銘字中軍」，可見這支部隊是劉銘傳旗下的銘字營淮軍， 並非湘軍，所以當然就不可能是湖南勇了。

淮軍是繼湘軍而起的一支勁旅，來自安徽省，為李鴻章所創建，後來超越湘軍，成為清朝晚期一支勁旅。 淮軍規模日益擴大，達數十萬眾之後，兵源已不僅限於安徽一省，也向河南、江蘇、山東各省募兵，因此淮軍有河南籍的兵勇， 也是很合理的事。

二沙灣砲台的河南勇古墓，雖然可以證明台灣曾經有河南籍的兵勇，但畢竟他們只是淮軍的一員，並非多數， 就算淮軍走過魚路古道，兵員中有河南人，也不致於因此而被稱為「河南勇路」。

最近有一位讀者提醒我，他認為二沙灣砲台的河南勇墓，可能不是來自河南省，而是來自廣東珠江流域以南的地區。 珠江以南，俗稱為「河南」。

我初聞之時，覺得不可思議，查詢資料，發現晚清時期的台灣確實召募過來自廣東珠江河南一帶的兵勇， 這些「廣東河南勇」並不像淮軍裡的河南省籍兵勇只是軍中少數，他們是整營的「河南勇」，且都駐札於台北地區。

圖：魚路古道「河南勇路」（左邊那一條山路）

於是我進而反思，那麼魚路古道的「河南勇路」，真的是湖南勇的誤稱，或者他們可能是來自於廣東省河南地區的河南勇呢？ 現有的文獻，是否能夠找到證據來佐證呢？

我開始尋找文獻。首先想了解的是，魚路古道的「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說法是從何而來，是否有文獻證明呢？

我找到了學者李瑞宗先生在民國83年（1994）完成的《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之研究》，這是陽明山國家公園最早的一份魚路古道調查報告。 令我訝異的是，當時這份報告裡就已探討過「河南勇」身份的問題。

關於「河南勇路」的稱呼，李瑞宗認為有四種可能性：

1.河南就是荷蘭。
2.河南是指河南省。
3.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某處地方。（黃榮洛，1989；林文龍，1992）
4.河南是指湖南省，或泛指大陸各省。

關於第一說，李瑞宗認為，台灣人對於荷蘭的稱呼，很少直稱本名，而是逕以「紅毛」稱呼， 因此有紅毛樓、紅毛井、紅毛港、紅毛土等稱呼，因此河南應不是由荷蘭衍音而來。

第二說，李瑞宗認為台灣與河南省似乎從來沒有什麼關聯。

第三說，李瑞宗寫道：「台灣割讓日本時，唐景崧手下的粵勇，據說出身自廣東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營』，這些粵勇又稱河南勇。」、 「這是1895年所發生的事。」

關於第三說，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勇，李瑞宗只是陳述其歷史，並沒有做任何的反駁或分析。

李瑞宗認為第四說最完備，報告寫道：

「清季中葉以後，兵員的主力是湘軍，也就是來自湖南的軍隊。當然亦曾移防台灣。 台灣人分不清楚誰是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廣東的兵員，反正語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來的，遂以湖南勇統稱這些兵勇， 台語的『湖南』，唸來唸去，遂轉為『河南』了。」

這樣的結論，應該就是長久以來魚路古道的「河南勇路」被認為是「湖南勇路」的說法的根源了。

圖：曾國藩，湘軍的創建者。

然而這種見解只是推論而已，李瑞宗並未提出有效的文獻佐證。

這應是文獻蒐尋困難所致。當時學界對台灣史的研究不如今日昌盛， 而大多數的台灣歷史文獻也尚未位數位化，不如今日網路普遍，資料蒐尋較為容易。

李瑞宗認為最完備的第四說，還是有不少的疑點。

承如李瑞宗所言，台灣人分不清楚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廣東的兵員， 反正語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來的，遂以「湖南勇」統稱這些兵勇。

如此一來，應當是其他省籍的士兵被誤認為是湖南勇，怎麼卻變成是湖南勇被誤認為是「河南勇」呢？ 僅以台語的「湖南」，唸來唸去，遂轉為「河南」了。這樣的解釋顯得牽強。

雖然清代有湘軍駐防台灣，但除了湘軍之外，台灣還有傳統的綠營班兵，派駐於各地的汛塘據點。 湘軍是主力部隊，理應駐防重城要地，巡行則以官道為主（如縱貫路，如淡蘭官道）， 又怎麼會巡行魚路古道這種小路呢？若有巡行，也應是地方性的汛塘部隊，這些班兵來自福建綠營，與本地語言相通， 自然不會被居民誤會成是湖南人或河南人。

倘若湘軍真的曾經經過魚路古道，因語言不通而被當地人誤聽成是「河南勇」，也是有可能，也符合人之常情。 然而擎天崗附近的雞心崙有清軍部隊駐防，日常生活必然與附近居民有所互動，居民應然清楚知道這支部隊來自何方， 又怎麼會稱呼這座清軍營壘為「河南營」呢？豈只是以台語的「湖南」，唸來唸去，轉為「河南」所能解釋呢？ 會不會這真的是一支來自「河南」的部隊呢？

若能知道駐守雞心崙的「河南營」士兵來自何處，大概就能夠解開魚路古道「河南勇」的真正身份了。

圖：劉銘傳，首任台灣巡撫。

首先，先了解晚清時期派駐台灣的軍隊省籍背景。

同治五年（1866）以前，駐台的士兵是來自福建各地綠營調派來的， 因三年一調，所以稱為「班兵」。綠營軍隊紀律不佳，戰力不彰，後來漸被裁減，清廷後來在台灣召募平埔族為番丁， 共約4000名，做為屯丁，駐防於「漢番」交界處，擔任守衛任務。

根據學者許毓良先生的〈清末台灣的防軍〉（2007）論文，湘軍是最早來台的防軍。 同治五年（1866）劉明燈出任台灣鎮總兵，率領楚軍來台。楚軍是左宗棠所創，屬於湘軍的一支。

同治十三年（1874）， 日本因牡丹社事件而侵台，唐定奎率淮軍十三營（6500人）援台，則是淮軍來台的開始。 事件結束後，淮軍留台參與「開山撫番」的任務，因傷亡慘重，而請求內渡。

次年（光緒元年）六月，淮軍離台。因此從光緒元年七月至光緒九年（1875∼1883）之間， 台灣的軍隊除了既有的綠營班兵及番丁之外，由他省所支援的防軍以湘軍為主，期間也有部份貴州或廣東的部隊，因主官來台赴務而跟著調派來台。

我們通常認為「清朝駐台的軍隊，主力是湘軍，也就是來自湖南的軍隊。」其實只有光緒元年至九年的這十年期間可以這麼說。 光緒十年（1884），清法戰爭爆發後，劉銘傳以欽差大臣身份赴台督軍，淮軍銘字營亦赴台馳援作戰。這是淮軍第二次來台。 當時湘軍也入援台灣。淮軍、湘軍各約八千人，併肩作戰，力抗法軍。

戰爭結束後，台灣隨之建省，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淮軍亦長期駐守台灣，從此淮軍取代了湘軍，成為台灣主要的防軍。 光緒元年至九年，台灣的政治中心在台南，湘軍駐防的重心在南部；光緒十年之後，台北成為台灣的政治中心，駐防以淮軍為主。

擎天崗的「河南營」設有何時？目前找不到文獻資料。從歷史事實分析，光緒十年以前，湘軍在擎天崗雞心崙設營駐紮的可能性很小。 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魚路古路並非官道，此地也非戰略要地，雖然附近有大油坑硫磺礦區，官方曾派兵勇守硫， 但這些兵勇是來自平埔族毛少翁社的番丁，並無必要運用湘軍這種主力部隊來守硫防宵小。

第二．光緒十年（1884）爆發清法戰爭，台灣是主戰場之一，現存史料及遺跡很多。當時法軍攻打基隆及淡水， 清軍的佈防，淮軍守基隆，湘軍守淡水。若法軍攻下淡水，可以循淡水河長驅直入台北城；若法軍佔領基隆，越過獅球嶺， 則可以沿著基隆河殺進台北城。擎天崗在防守上，並無戰略價值，自無建立營壘的必要性。

清法戰爭期間，淮軍及台灣的團練部隊在暖暖、八堵一帶的山頭建立了長達十幾公里的戰壕， 以阻扼法軍進攻台北，然而擎天崗一帶至今卻沒有發現清法戰爭的戰壕遺跡，即是明證。光緒十年的大戰役，這裡是不必設防的。

圖：雞心崙「河南營」遺址

河南營若是光緒十年以後才設立的，那麼淮軍駐防的可能性就遠高於湘軍了。 淮軍大多是安徽人，「安徽」用台語再怎麼唸來唸去，也不會轉成「河南」。

更何況，光緒十年以後，擎天崗的戰略地位並未改變。清法戰爭後，劉銘傳在淡水建滬尾砲台， 在基隆建造二沙灣砲台，加強軍備，但並沒有任何文獻提及此時清軍曾在擎天崗建立「河南營」。

蒐遍中研究已數位化的台灣文獻檔案，卻始終找不到河南營的文獻資料。我想可能的原因是，河南營成立的時間短暫， 轉眼即成遺跡。那麼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最後來台的「廣東河南勇」，是不是魚路古道河南勇及河南營真正的兵勇呢？

光緒二十年（1894）， 甲午戰爭爆發，台灣的局勢頓時變得緊張，當時文吏出身的巡撫邵友濂大懼， 自認無法勝任，請求內渡。清廷於是將唐景崧升台灣巡撫，主守防禦大局，並派劉永福率領兩營黑旗軍援台。 唐景崧積極備戰，又派部將吳國華挈銀二十萬兩內渡，至廣東募勇，從廣東珠江以南的河南地區召募軍隊， 這支部隊就是所謂的「河南勇」了。

「河南」是早期廣州人對廣州市區珠江以南地區的通俗稱呼，約等同於現在的廣東市海珠區， 後來逐漸演變為泛指珠江南岸的地區。以前的珠江河南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在戰亂時代，謀生不易，因此從軍成為一種出路。

在時局緊急的情況下，這批廣東河南勇未受到良好的軍事訓練，即緊急赴台，河南勇軍紀散漫，唐景崧卻視為親兵，主防台北。 劉永福的黑旗軍戰力較強，但劉與唐景崧理念不合，唐將劉永福派駐台南。林朝棟率領的棟字營北上支援，卻與廣東來的河南勇不合， 因而被調回台中。

圖：唐景崧，台灣末代巡撫

擎天崗的河南營，我認為可能是設立於日本準備攻打台灣之時，由負責防禦台北的廣東籍河南勇駐防。理由如下：

第一．當時日本大舉來犯，戰爭的形勢迥異於清法戰爭時，當時法軍只志在屈服清廷或志在煤田而已， 而日本準備實施完全佔領。由於不知日軍將由何處登陸，台北的防禦不僅基隆、淡水兩港而已，亦須分兵駐守台北各地。 這時可能在台北外圍增設營壘，以作防禦準備。

第二．1892年時，有「清末台灣最後一條官道」之稱的淡基橫斷古道已經闢通， 日軍若從基隆登陸，可以捨獅球嶺，而改從此路迂迴進攻台北城；而日軍若從金包里登陸，則可經由魚路古道亦可直攻台北， 因此在淡基橫斷古道的中點雞心崙設置兵營，及進行巡邏偵察，這種必要性及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廣東河南勇在雞心崙建立的營壘，就被當地居民稱為「河南營」，而巡守往來於這條道路（魚路古道），就因此被稱為「河南勇路」了。

日軍登陸台灣之後，唐景崧棄職逃往中國大陸，丘逢甲隨之遁走，台北群龍無首，遂陷於無政府狀態， 官兵變搶匪，百姓大恐慌。廣東籍的河南勇原本就軍紀渙散，此時成了亂兵，部份兵勇打開庫銀，搶奪官銀，然後向台灣南部逃竄。 這些流竄的兵勇，路經桃園、新竹時，與地方民眾有所衝突，又因身懷鉅銀，而遭到民眾的劫殺，最後大多慘死荒野。

後來地方盛傳河南勇陰魂不散，於是士紳集資收埋這些河南勇，設大墓公，建祠祭祀，以撫慰其亡魂。 這些河南勇墓，較著名的有中壢市的忠義祠、新竹市金山里的河南勇墓。我曾探訪過中壢忠義祠， 而當時只知這些兵勇是廣東籍，而不知道他們又被稱為「河南勇」。

圖：中壢忠義祠

廣東的河南勇，來台的時間並不長，卻遭遇清廷割台的乙未戰爭，又不幸被長官遺棄，結果命運悲慘。

魚路古道的「河南勇路」，是不是起源於這些來自廣東的河南勇呢？我認為有這個可能性，然而仍然缺乏直接的證據。

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更確切的文獻證明，而山友探訪雞心崙的河南營，在芒草中鑽闖時， 若有機會遇見清軍古墓，記得探查一下墓碑的刻字，有無「廣東」兩字。

這篇文章不是翻案文章，只是提供一個反思而已。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認知，有時未必合乎歷史事實。

王安石遊褒禪山時，遇見一塊倒地的古碑，碑文漫滅。他寫〈遊褒禪山記〉，因此有感而寫道：

「予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我取其意，作〈魚路古道「河南勇路」身世之謎初探〉一文，以粗筆粗意寫成初稿， 區區之心，志在拋磚引玉而已。學者先進，學有專長，可以更深入探討，以解開魚路古道河南勇路的身世之謎。

日期：2012.08.03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雞心崙河南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