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索].魚路古道「河南勇路」身世之謎初探(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第0917篇)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917)

[歷史探索].魚路古道「河南勇路」身世之謎初探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圖:魚路古道(河南勇路)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金包里大路,俗稱「魚路古道」,這條古道又有「河南勇路」之稱。

為何稱「河南勇」?據說是因為清朝時代有湖南籍的兵勇(湘軍)往來巡行這條道路, 「湖南」、「河南」發音相近,台灣人誤認為這些湖南勇是河南勇,因此而稱這條道路為「河南勇路」。

這樣的說法,已是眾所周知,而成了社會的定見,我也一直是這麼認為。 畢竟大家都熟知曾國藩創建湘軍,協助清廷擊敗太平天國。湘軍曾經駐防過台灣, 而河南省並沒有軍隊來過台灣。

因此「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誤稱,合乎歷史事實。但真象是否如呢? 台灣真的沒有來自河南的兵勇嗎?

後來我探訪基隆二沙灣砲台時,在砲台營址看見三座光緒十年(1884)的清軍古墓, 墓碑刻有「河南」兩字,可見這是籍貫河南的兵勇之墓。當時並不覺得奇怪, 可能思維已有成見,凡是遇見「河南勇」,腦海就會自動更正為「湖南勇」。

圖:基隆二沙灣砲台「河南勇墓」

這樣的思維顯然是錯的。二沙灣的清軍古墓,確實是埋葬著河南人,而不是湖南人。理由如下:

第一.湖南勇雖然可能被台灣人誤為是河南勇,但軍中袍澤之間不可能會誤認省籍, 當埋葬死去的同袍時,不會明明是湖南籍,而卻在墓碑刻著「河南」。可見死者確實是河南人。

第二.二沙灣砲台的清軍古墓墓碑也刻著「銘字中軍」,可見這支部隊是劉銘傳旗下的銘字營淮軍, 並非湘軍,所以當然就不可能是湖南勇了。

淮軍是繼湘軍而起的一支勁旅,來自安徽省,為李鴻章所創建,後來超越湘軍,成為清朝晚期一支勁旅。 淮軍規模日益擴大,達數十萬眾之後,兵源已不僅限於安徽一省,也向河南、江蘇、山東各省募兵,因此淮軍有河南籍的兵勇, 也是很合理的事。

二沙灣砲台的河南勇古墓,雖然可以證明台灣曾經有河南籍的兵勇,但畢竟他們只是淮軍的一員,並非多數, 就算淮軍走過魚路古道,兵員中有河南人,也不致於因此而被稱為「河南勇路」。

最近有一位讀者提醒我,他認為二沙灣砲台的河南勇墓,可能不是來自河南省,而是來自廣東珠江流域以南的地區。 珠江以南,俗稱為「河南」。

我初聞之時,覺得不可思議,查詢資料,發現晚清時期的台灣確實召募過來自廣東珠江河南一帶的兵勇, 這些「廣東河南勇」並不像淮軍裡的河南省籍兵勇只是軍中少數,他們是整營的「河南勇」,且都駐札於台北地區。


圖:魚路古道「河南勇路」(左邊那一條山路)

於是我進而反思,那麼魚路古道的「河南勇路」,真的是湖南勇的誤稱,或者他們可能是來自於廣東省河南地區的河南勇呢? 現有的文獻,是否能夠找到證據來佐證呢?

我開始尋找文獻。首先想了解的是,魚路古道的「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說法是從何而來,是否有文獻證明呢?

我找到了學者李瑞宗先生在民國83年(1994)完成的《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之研究》,這是陽明山國家公園最早的一份魚路古道調查報告。 令我訝異的是,當時這份報告裡就已探討過「河南勇」身份的問題。

關於「河南勇路」的稱呼,李瑞宗認為有四種可能性:

1.河南就是荷蘭。
2.河南是指河南省。
3.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某處地方。(黃榮洛,1989;林文龍,1992)
4.河南是指湖南省,或泛指大陸各省。

關於第一說,李瑞宗認為,台灣人對於荷蘭的稱呼,很少直稱本名,而是逕以「紅毛」稱呼, 因此有紅毛樓、紅毛井、紅毛港、紅毛土等稱呼,因此河南應不是由荷蘭衍音而來。

第二說,李瑞宗認為台灣與河南省似乎從來沒有什麼關聯。

第三說,李瑞宗寫道:「台灣割讓日本時,唐景崧手下的粵勇,據說出身自廣東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營』,這些粵勇又稱河南勇。」、 「這是1895年所發生的事。」

關於第三說,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勇,李瑞宗只是陳述其歷史,並沒有做任何的反駁或分析。

李瑞宗認為第四說最完備,報告寫道:

「清季中葉以後,兵員的主力是湘軍,也就是來自湖南的軍隊。當然亦曾移防台灣。 台灣人分不清楚誰是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廣東的兵員,反正語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來的,遂以湖南勇統稱這些兵勇, 台語的『湖南』,唸來唸去,遂轉為『河南』了。」

這樣的結論,應該就是長久以來魚路古道的「河南勇路」被認為是「湖南勇路」的說法的根源了。

圖:曾國藩,湘軍的創建者。

然而這種見解只是推論而已,李瑞宗並未提出有效的文獻佐證。

這應是文獻蒐尋困難所致。當時學界對台灣史的研究不如今日昌盛, 而大多數的台灣歷史文獻也尚未位數位化,不如今日網路普遍,資料蒐尋較為容易。

李瑞宗認為最完備的第四說,還是有不少的疑點。

承如李瑞宗所言,台灣人分不清楚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廣東的兵員, 反正語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來的,遂以「湖南勇」統稱這些兵勇。

如此一來,應當是其他省籍的士兵被誤認為是湖南勇,怎麼卻變成是湖南勇被誤認為是「河南勇」呢? 僅以台語的「湖南」,唸來唸去,遂轉為「河南」了。這樣的解釋顯得牽強。

雖然清代有湘軍駐防台灣,但除了湘軍之外,台灣還有傳統的綠營班兵,派駐於各地的汛塘據點。 湘軍是主力部隊,理應駐防重城要地,巡行則以官道為主(如縱貫路,如淡蘭官道), 又怎麼會巡行魚路古道這種小路呢?若有巡行,也應是地方性的汛塘部隊,這些班兵來自福建綠營,與本地語言相通, 自然不會被居民誤會成是湖南人或河南人。

倘若湘軍真的曾經經過魚路古道,因語言不通而被當地人誤聽成是「河南勇」,也是有可能,也符合人之常情。 然而擎天崗附近的雞心崙有清軍部隊駐防,日常生活必然與附近居民有所互動,居民應然清楚知道這支部隊來自何方, 又怎麼會稱呼這座清軍營壘為「河南營」呢?豈只是以台語的「湖南」,唸來唸去,轉為「河南」所能解釋呢? 會不會這真的是一支來自「河南」的部隊呢?

若能知道駐守雞心崙的「河南營」士兵來自何處,大概就能夠解開魚路古道「河南勇」的真正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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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的臺灣社會風貌)


圖:劉銘傳,首任台灣巡撫。

首先,先了解晚清時期派駐台灣的軍隊省籍背景。

同治五年(1866)以前,駐台的士兵是來自福建各地綠營調派來的, 因三年一調,所以稱為「班兵」。綠營軍隊紀律不佳,戰力不彰,後來漸被裁減,清廷後來在台灣召募平埔族為番丁, 共約4000名,做為屯丁,駐防於「漢番」交界處,擔任守衛任務。

根據學者許毓良先生的〈清末台灣的防軍〉(2007)論文,湘軍是最早來台的防軍。 同治五年(1866)劉明燈出任台灣鎮總兵,率領楚軍來台。楚軍是左宗棠所創,屬於湘軍的一支。

同治十三年(1874), 日本因牡丹社事件而侵台,唐定奎率淮軍十三營(6500人)援台,則是淮軍來台的開始。 事件結束後,淮軍留台參與「開山撫番」的任務,因傷亡慘重,而請求內渡。

次年(光緒元年)六月,淮軍離台。因此從光緒元年七月至光緒九年(1875∼1883)之間, 台灣的軍隊除了既有的綠營班兵及番丁之外,由他省所支援的防軍以湘軍為主,期間也有部份貴州或廣東的部隊,因主官來台赴務而跟著調派來台。

我們通常認為「清朝駐台的軍隊,主力是湘軍,也就是來自湖南的軍隊。」其實只有光緒元年至九年的這十年期間可以這麼說。 光緒十年(1884),清法戰爭爆發後,劉銘傳以欽差大臣身份赴台督軍,淮軍銘字營亦赴台馳援作戰。這是淮軍第二次來台。 當時湘軍也入援台灣。淮軍、湘軍各約八千人,併肩作戰,力抗法軍。

戰爭結束後,台灣隨之建省,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淮軍亦長期駐守台灣,從此淮軍取代了湘軍,成為台灣主要的防軍。 光緒元年至九年,台灣的政治中心在台南,湘軍駐防的重心在南部;光緒十年之後,台北成為台灣的政治中心,駐防以淮軍為主。

擎天崗的「河南營」設有何時?目前找不到文獻資料。從歷史事實分析,光緒十年以前,湘軍在擎天崗雞心崙設營駐紮的可能性很小。 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魚路古路並非官道,此地也非戰略要地,雖然附近有大油坑硫磺礦區,官方曾派兵勇守硫, 但這些兵勇是來自平埔族毛少翁社的番丁,並無必要運用湘軍這種主力部隊來守硫防宵小。

第二.光緒十年(1884)爆發清法戰爭,台灣是主戰場之一,現存史料及遺跡很多。當時法軍攻打基隆及淡水, 清軍的佈防,淮軍守基隆,湘軍守淡水。若法軍攻下淡水,可以循淡水河長驅直入台北城;若法軍佔領基隆,越過獅球嶺, 則可以沿著基隆河殺進台北城。擎天崗在防守上,並無戰略價值,自無建立營壘的必要性。

清法戰爭期間,淮軍及台灣的團練部隊在暖暖、八堵一帶的山頭建立了長達十幾公里的戰壕, 以阻扼法軍進攻台北,然而擎天崗一帶至今卻沒有發現清法戰爭的戰壕遺跡,即是明證。光緒十年的大戰役,這裡是不必設防的。

圖:雞心崙「河南營」遺址

河南營若是光緒十年以後才設立的,那麼淮軍駐防的可能性就遠高於湘軍了。 淮軍大多是安徽人,「安徽」用台語再怎麼唸來唸去,也不會轉成「河南」。

更何況,光緒十年以後,擎天崗的戰略地位並未改變。清法戰爭後,劉銘傳在淡水建滬尾砲台, 在基隆建造二沙灣砲台,加強軍備,但並沒有任何文獻提及此時清軍曾在擎天崗建立「河南營」。

蒐遍中研究已數位化的台灣文獻檔案,卻始終找不到河南營的文獻資料。我想可能的原因是,河南營成立的時間短暫, 轉眼即成遺跡。那麼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最後來台的「廣東河南勇」,是不是魚路古道河南勇及河南營真正的兵勇呢?

光緒二十年(1894), 甲午戰爭爆發,台灣的局勢頓時變得緊張,當時文吏出身的巡撫邵友濂大懼, 自認無法勝任,請求內渡。清廷於是將唐景崧升台灣巡撫,主守防禦大局,並派劉永福率領兩營黑旗軍援台。 唐景崧積極備戰,又派部將吳國華挈銀二十萬兩內渡,至廣東募勇,從廣東珠江以南的河南地區召募軍隊, 這支部隊就是所謂的「河南勇」了。

「河南」是早期廣州人對廣州市區珠江以南地區的通俗稱呼,約等同於現在的廣東市海珠區, 後來逐漸演變為泛指珠江南岸的地區。以前的珠江河南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在戰亂時代,謀生不易,因此從軍成為一種出路。

在時局緊急的情況下,這批廣東河南勇未受到良好的軍事訓練,即緊急赴台,河南勇軍紀散漫,唐景崧卻視為親兵,主防台北。 劉永福的黑旗軍戰力較強,但劉與唐景崧理念不合,唐將劉永福派駐台南。林朝棟率領的棟字營北上支援,卻與廣東來的河南勇不合, 因而被調回台中。

圖:唐景崧,台灣末代巡撫

擎天崗的河南營,我認為可能是設立於日本準備攻打台灣之時,由負責防禦台北的廣東籍河南勇駐防。理由如下:

第一.當時日本大舉來犯,戰爭的形勢迥異於清法戰爭時,當時法軍只志在屈服清廷或志在煤田而已, 而日本準備實施完全佔領。由於不知日軍將由何處登陸,台北的防禦不僅基隆、淡水兩港而已,亦須分兵駐守台北各地。 這時可能在台北外圍增設營壘,以作防禦準備。

第二.1892年時,有「清末台灣最後一條官道」之稱的淡基橫斷古道已經闢通, 日軍若從基隆登陸,可以捨獅球嶺,而改從此路迂迴進攻台北城;而日軍若從金包里登陸,則可經由魚路古道亦可直攻台北, 因此在淡基橫斷古道的中點雞心崙設置兵營,及進行巡邏偵察,這種必要性及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廣東河南勇在雞心崙建立的營壘,就被當地居民稱為「河南營」,而巡守往來於這條道路(魚路古道),就因此被稱為「河南勇路」了。

日軍登陸台灣之後,唐景崧棄職逃往中國大陸,丘逢甲隨之遁走,台北群龍無首,遂陷於無政府狀態, 官兵變搶匪,百姓大恐慌。廣東籍的河南勇原本就軍紀渙散,此時成了亂兵,部份兵勇打開庫銀,搶奪官銀,然後向台灣南部逃竄。 這些流竄的兵勇,路經桃園、新竹時,與地方民眾有所衝突,又因身懷鉅銀,而遭到民眾的劫殺,最後大多慘死荒野。

後來地方盛傳河南勇陰魂不散,於是士紳集資收埋這些河南勇,設大墓公,建祠祭祀,以撫慰其亡魂。 這些河南勇墓,較著名的有中壢市的忠義祠、新竹市金山里的河南勇墓。我曾探訪過中壢忠義祠, 而當時只知這些兵勇是廣東籍,而不知道他們又被稱為「河南勇」。

圖:中壢忠義祠

廣東的河南勇,來台的時間並不長,卻遭遇清廷割台的乙未戰爭,又不幸被長官遺棄,結果命運悲慘。

魚路古道的「河南勇路」,是不是起源於這些來自廣東的河南勇呢?我認為有這個可能性,然而仍然缺乏直接的證據。

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更確切的文獻證明,而山友探訪雞心崙的河南營,在芒草中鑽闖時, 若有機會遇見清軍古墓,記得探查一下墓碑的刻字,有無「廣東」兩字。

這篇文章不是翻案文章,只是提供一個反思而已。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認知,有時未必合乎歷史事實。

王安石遊褒禪山時,遇見一塊倒地的古碑,碑文漫滅。他寫〈遊褒禪山記〉,因此有感而寫道:

「予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我取其意,作〈魚路古道「河南勇路」身世之謎初探〉一文,以粗筆粗意寫成初稿, 區區之心,志在拋磚引玉而已。學者先進,學有專長,可以更深入探討,以解開魚路古道河南勇路的身世之謎。

日期:201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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