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似乎特別受到年輕朋友們的喜歡，我的小女兒就很喜歡這部電影。她說她的一位同學的朋友， 竟然進電影院看了十遍《那些年》，可見這部電影受到年輕人歡迎及瘋狂的程度。女兒問我想不想去看《那些年》？我回答說：「《那些年》對我來說太遙遠了。」 都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

青春年少，誰不曾有過《那些年》的故事呢？無論是暗戀，單戀，熱戀，或畸戀；純純的愛，或不倫的愛， 無論當時如何刻骨銘心或轟轟烈烈，從中年回首時，一切都已變得風清雲淡。所有《那些年》的愛情故事，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從身體荷爾蒙開始作祟的那一年開始。

至於魏德聖的電影《賽德克．巴萊》，重現八十年前台灣發生的霧社事件，則是我所感興趣的台灣歷史。

霧社事件是前朝舊事，時間又已久遠，對社會大眾來說，其實已是風清雲淡的歷史往事。

霧社事件的深層意義及歷史隱喻，近年來才逐漸受到關注， 我們因此有機會可以重新認識及省思這一歷史事件。

電影《賽德克．巴萊》則讓我們彷彿搭乘著時空列車， 回到了當年的歷史現場，真實目睹了1930年在台灣霧社發生的這場悲劇。

女兒先去看《賽德克．巴萊》了。回來後，女兒說電影很好看，但她也有一點點心情複雜的說： 「看這部電影時，其實並不會完全站在賽德克族的立場。」

我解釋說，這部電影並不是「抗日」電影，而是描述兩個民族之間因文化衝突導致的一場悲劇， 看這部電影時，感受必然較為複雜，心情不會像看一般商業電影那麼輕鬆。

商業電影中，「好人」、「壞人」的角色大多分明，你的情感很容易找到定位及認同的電影角色， 好惡分明，而導演安排的結局也大都會令人滿意，讓你歡喜的走出電影院，達到娛樂的效果。

電影《賽德克．巴萊》當然具有商業電影好看的元素，但魏德聖導演的企圖與決心，當然意不在拍攝一部通俗的商業片， 而想拍攝出一部具有歷史觀點（及關懷）的電影。

否則，魏德聖導演以小成本拍攝《海角七號》續集，《海角八號》、《海角九號》，我相信每部續集都可以輕輕鬆鬆賺大錢， 又何必不惜傾家蕩產，連老婆私房錢都掏出來，又去銀行作保簽本票，而魏德聖導演一邊辛苦拍片，一邊到處借錢周轉， 財務壓力沉重，以致精神瀕臨崩潰呢？魏德聖導演可說是用身家性命去拍攝這部台灣電影史上罕見的大型史詩鉅片。

就憑著魏德聖導演這股傻勁，勇氣，與奮不顧身追求理想的拼勁，對我來說，《賽德克．巴萊》是一部非看不可的電影， 一定要買票進電影院看這部電影，來表達對魏德聖導演的敬意。

這篇文章的主旨並不是在為電影《賽德克．巴萊》做宣傳（或影評），而是談談我對霧社事件的個人感想。 我本想未來有機會去霧社旅行時，再來寫霧社事件的感想，不過看了電影《賽德克．巴萊》之後， 覺得電影的場景會比今日的霧社還更接近歷史現場，所以我的霧社旅記就不必等到去霧社旅行時再來寫了。

圖：霧社大街

1930年10月27日，爆發了霧社事件，震撼日本統治當局。為什麼會發生霧社事件呢？

1930年時，日本已統治台灣三十五年了，統治基礎如此穩固，無論是漢人或原住民，都歸順已久， 雖然偏遠的山區部落，不時仍有零星的衝突事件，造成日本警察駐在所員警傷亡的事件， 但像霧社這麼一個日本人銳意經營為模範部落，竟爆發賽德克族六社群起反抗的事件， 對日本人展開全面性的殺戮，就讓日本統治當局大感到意外而震驚了。

霧社事件發生時，一向對賽德克族態度友好的日本警察小島源治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卻都在霧社公學校遇害， 他不禁憤怒的吶喊：「我對你們不好嗎？這就是你們報答我的方式嗎？」（註：電影劇情及台詞）

日本人對於台灣山地部落的治理，可說是用心良苦。

領台之初， 日本政府先以武力迫使台灣高山族歸順，取得統治權後，隨即將現代文明引進山地， 於各個山地部落廣設「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由官方出資，免費入學，鼓勵蕃童就學， 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引導山地部落邁向文明社會。

日本人恩威並用，鼓勵山地駐在所的日本警官娶蕃人頭目的女兒為妻，透過聯姻，強化對山地部落治理與教化； 日本人也安排各部落頭目前往日本參觀，見識日本國力強盛及文明進步，藉此消除其反抗的心理，而能心悅誠服的接受日本人的統治。

根據日本政府統計，至1926年（昭和元年）時，台灣高山族兒童就學率已達71.8%， 而當時台灣人（漢族）兒童的就學率僅28.4%而已，可見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教育的用心。

經過三十年的統治，在日本眼裡曾是野蠻獵取人頭的未開化「蕃人」，如今新生的一代已經能口說流利日語， 成功改造成為日本國民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泰雅族大豹社的頭目之子樂信．瓦旦， 1921年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的前身）畢業，成為日治時期接受最高等教育的泰雅族人。

霧社賽德克族荷戈社的花岡一郎（本名達奇斯．諾敏）、花岡二郎（本名達奇斯．那威）也在日本人栽培之下，分別完成師範學校、小學高等科教育， 返回故鄉擔任警察兼蕃童教育所的教師，花岡一郎的妻子川野花子（本名歐嬪．那威）、 花岡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本名歐嬪．塔道）也是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賽德克族婦女。花岡一郎、花岡二郎擁有令人羡慕的工作與婚姻， 也有著美好的職業生涯等著他們。

1930年代的霧社，有駐在所、公學校、診療所、郵便所、商店等公共設施，是繁榮的山地部落，然而日本人卻沒有察覺到這繁榮與看似平靜的部落， 表面底下其實已暗潮洶湧不已了。

霧社事件之所以爆發，是一件意外插曲導致的衝突，但假如房間內沒有已瀰漫著瓦斯， 那麼一點點的火花又怎麼會造成驚天動地的大爆炸呢？

日本人自認為在台灣山地部落的所做所為，導引台灣的高山族脫離原始野蠻，改善生活，進入文明的社會。 然而對賽德克族人來說，異族帶來的文明與價值，卻消滅了部族傳統的文化，隨之而來的是民族尊嚴的失落與生命的茫然。

當時從事蕃族調查的日本人類學者森丑之助已強烈感受日本的山地政策與做法不當， 將造成蕃人的反抗與悲劇，而必須重新檢討與調整措施。

森丑之助因此暫時放下了純學術的蕃族調查工作，而熱心的推動「蕃人樂園」的構想。 他希望在日本政府輔導下，在台灣山地建立類似自治區的「蕃人樂園」，將它建設成一個山地模範村，然後成為政府理蕃政策的參考。

森丑之助的呼籲及奔走，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回應，反而使資助他研究的大阪新聞社認為他怠忽職務而不務正業，因而取消後續的資金補助計劃。 森丑之助因此大受打擊，心情沮喪不已。1926年7月3日，森丑之助搭上從基隆開往神戶的「笠戶丸」。次日凌晨，跳海自殺。

從現在的歷史眼光回顧，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不可能會採納森丑之助的理念與做法，當時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這門學科還在起步階段， 大多數的人們都還沒有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的觀念，更不了解每個民族無論社會進步或落後，文化都有其獨特性及功能性，維繫社會關係與生活的運作。 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這個民族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

當時的日本及各國的殖民政府都還不具備這樣的觀念，有的政府對待當地的土著民族更是做法冷酷（註1）。 森丑之助的觀念與想法，超越那個時代，所以不被接受，理想無法實現，而他也以悲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正因為這種時代思潮的限制，無法化解的文化衝突，終於導致了霧社的這場悲劇。

霧社事件爆發的那一年，赫拿坡社的頭目莫那．魯道已經四十八歲，不再年少輕狂，他已與日本人周旋多年， 時而合作，時而反抗，而在賽德克族各社擁有極高的威望。

這時的霧社賽德克族，已歸順日本二十幾年了。大多數的賽德克族兒童都在蕃童教育所就學， 學會日本話及識字書寫。對於具有強烈賽德克民族意識的莫那．魯道來說，心情恐怕是愈為沉重。

我看電影《賽德克．巴萊》，賽德克族兒童在蕃童教育所朗朗讀日語，以及莫那．魯道百般無聊坐在門口台階抽著煙斗， 神情鬱鬱寡歡的模樣，讓我想起就讀大學一年級時，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修習「文化人類學」這門課時，讀過的個案故事。

它敘述某個政府的教育人員前往某個部落遊說部落長老，讓孩子們去學校接受教育。這位長老表示拒絕，並抱怨的說：

「為什麼要送孩子去上學呢？孩子接受你們的教育之後，只會變得瞧不起自己的父母及祖先。」

日本人的文明教育，教導賽德克族的孩子，賽德克族的獵人頭及紋面，是不文明的野蠻的行為，惡習必須革除。 日本人教育賽德克族人，在山林打獵是原始落伍的生存方式，必須學習新的耕種技術，才能改善生活，邁向文明社會。 日本人沒收獵槍，縮減獵場，禁止各社之間彼此仇殺。日本人的帶來的進步與文明觀念， 卻像利箭般的傷害了賽德克族傳統的祖靈信仰（Gaya）。獵場沒有了，核心價值的祖靈信仰也被剝奪了。

再過二十年，莫那．魯道認為，恐怕就沒有真正的賽德克人，大家都變成日本人了。

而即使賽德克族接受了日本人的文明，在日本人及漢人眼裡（或心裡），蕃人仍是蕃人，是次等的人種， 永遠會被歧視與欺負。賽德克族該何去何從？

如果接受了現代文明，賽德克族人卻變得卑躬屈膝，那麼還不如像從前一樣， 雖然野蠻，卻可以驕傲的活在陽光下。莫那．魯道的心裡一定這麼想著。

然而，日本文明的力量是如此強大，莫那．魯道親眼見識過， 他知道賽德克族人的微弱力量不可能擊敗日本人，賽德克族人沒有能力改變現狀。

賽德克族的傳統與身為賽德克人的驕傲，終將隨著時間而消失。這樣的痛苦心情，身為頭目的莫那．魯道， 卻只能壓抑在心底，甚至訓戒年輕氣盛的族人，不可莽撞的去挑釁日本警察而遭到日本人無情的鎮壓。

然而1930年10月初，在霧社赫拿坡社的一場婚禮慶宴上，莫那．魯道的長子達多．莫那向日本警察吉村敬酒時，卻意外引起一場激烈的互毆衝突， 掀起了莫那．魯道潛藏且壓抑已久的心情，竟演變成霧社事件的導火線。

莫那．魯道終於下定決心，為了賽德克族的尊嚴，為了成為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 死後可以榮耀的回到祖靈的獵場，於是帶著族人，聯合霧社六社，不畏死亡的在1930年10月27日發動了霧社事件。 （∼待續）

旅記日期：2011.09.23　

【附記】
1.本篇旅記引用《賽德克．巴萊》電影劇照，係依據著作權法第49條：「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 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因此並無侵犯電影公司圖片著作權之意圖。如有不妥，請來信告知。

2.本篇旅記引用的霧社事件老照片，引自國立臺灣大學特藏資源展示系統 《第一第二霧社事件誌》（佐藤政藏編輯，實業時代社中部支社出版部，1931）。

3.本篇旅記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稱呼，或交替使用「高山族」、「蕃人」等名稱，此為當時用語，並無不敬之意，敬請讀者諒查。

註1：以同一時期的澳洲白人殖民政府為例， 澳洲政府對原住民實行「同化政策」的做法更為極端，他們強行將澳洲原住民兒童強制帶離原生家庭， 送到白人家庭或政府機構教養，使他們完全忘記自己的母語和文化，以接受文明教育。 而這種政策竟還是出自教育學者的建議，認為這樣可以幫助當地土著的下一代擺脫野蠻文化的影響， 順利進入文明社會。這一不人道的政策使得澳洲原住民兒童飽受心理創傷，而被稱為「失竊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 2008年，澳洲總理陸克文代表澳洲政府因此一做法正式向澳洲原住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