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想].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教育制度的回顧(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第0562篇)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0562)

[歷史回想].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教育制度的回顧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前言
這一篇為《台灣歷史回想》系列之一,回顧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發展史, 做為《重讀高中歷史課本系列-日治時期》的延伸閱讀。 限於篇幅及個人認識淺薄,只是做初略的整理而已。 對我來說,回顧日治時期的教育制度,不全然只是史料的整理而已,也是實際生活經驗的一部份。例如, 我的父母都接受過日治時代的「公學校」(小學)教育,而我曾就讀過的學校也是成立於日治時期。 這篇文章提到一些學校,也蒐集了一些舊照片,或許有些讀者有機會在這裡遇見母校的舊影。


圖:芝山岩國語傳習所(設於惠濟宮)

晚清時期,劉銘傳主政台灣時,曾設置「西學堂」,嘗試引進西方近代教育的體制,但 因主政時間不長,劉銘傳去職後,新政多遭擱置。

台灣真正實施普及化的西式教育,是從日治時期開始。

1895年(明治28年),日本正式領有台灣,日本教育家伊澤修二來台,擔任總督府第一任的學務部長 (相當於教育部長)。伊澤修二是日本明治維新時第一屆公費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1890年創立 「國家教育社」,呼籲日本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台灣總督府成立後,伊澤修二即發表《台灣教育意見書》, 主張以免費義務教育方式來普及日語,以有效統治台灣。台灣總督府欣賞其意見書,邀請其來台擔任總督府學務長。

同年,在伊澤修二規劃下,總督府在台北市士林的芝山岩(芝山巖) 的惠濟宮設立第一所「國語傳習所」,招收台灣子弟入學,學習日語。芝山岩國語傳習所即今日士林國 小的前身,是日治時代台灣教育的發源地。

不料,次年初即發生「芝山岩事件」(日本人稱為「六氏先生事件」),芝山岩國語傳習所的六名日籍 教職員遭到抗日群眾的殺害,伊澤修二因未在芝山岩學堂,而幸運逃過一劫。事後,總督府在芝山岩設立神社, 接受學生參拜,並視此地為台灣教育聖地。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親自題字立碑以悼念遇害的教職員。

芝山岩六氏紀念碑 芝山岩神社

圖:宜蘭南澳「蕃童教育所」(國語傳習所)

1897年,伊澤修二離台。這一年,日本在各地增設14所國語傳習所。

1898年(明治31年),總督府將 「國語傳習所」改名)為「公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專供台灣人就讀。日本人的子 弟則進入「小學校」就讀。

這種台人、日人隔離就學的教育措施,總督府是基於台灣納入日本領土時間 不久,台灣人不熟悉日語,因此採取權宜的隔離教育。「公學校」、「小學校」使用的課本教材 不同,「公學校」的教材較淺顯,內容不如「小學校」。雖是權宜的措施,卻形成台人與人日之間 教育的差別待遇。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獲得官方提供較佳的教學資源,形成日後升學競爭的不公平。

當時,「小學校」是由總督府出資設立,而「公學校」是由各庄街役所(公所)自行籌措經費。這是因為 日本領台之初,軍費浩繁,總督府財政困窘,無法大量設置「公學校」。各庄街的「公學校」,總督府只 負責教師薪資,學校校舍及行政經費須由各街庄自行負擔,能負擔得起的街庄,才准予設立「公學校」。

有些街庄的地方父老,為了使子 弟有機會接受教育,或者慨慷捐出私人土地做為學校用地,或者捐款集資興建校舍,直到今日,我們仍可 在一些成立於日治時代的國民小學校園內,看見這種捐修建校的紀念碑,見證了這一時期的教 育史註1

當時,原住民兒童的就學率遠高於漢人兒童的就學率註2。 這是因為日本人為了加強理蕃事業,使原住民能歸順日本政府,因此總督府相當重視對原住民的教化,當時設置 的「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都是由官方出資,免費讓原住民兒童入學。教材的內容則較簡易,修業的年限 也比一般「公學校」較為縮短。

大稻埕公學校(1896年),今日「太平國小」。 角板山(桃園復興鄉)「蕃童教育所」。


圖: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899年)

初期除了設立「國語傳習所」之外,台灣總督府也設置「國語學校」。

「國語學校」分為「國語部」及「師範部」, 前者是以學習日語為主的中等教育(初中程度),後者主要是為了培養「公學校」的學校教員,因此以招收台灣籍學生為主。

後來總督府將「國語學校」改稱「師範學校」。至1919年(大正8年)時,分別設有「台北師範學校」及 「台南師範學校」。

此外,台灣總督府為了解決島內迫切的公共衛生及醫療環境的問題,特別注意醫學人材的培養。1899年 (明治32年)時,設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專門招收台灣人子弟,實以醫學教育,修業五年。

1919年以前,日本在台灣實施的教育情況大致如以上所述。優秀的台灣子弟從「公學校」畢業後, 除了赴日本留學以外,在島內的主要的升學管道極為有限,一是進入「國語學校」師範部(後來改稱「師範學校」), 畢業後擔任公學校的教員(例如台灣作家吳濁流); 二是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成為醫生(例如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台灣民眾黨的創立人蔣渭水,都是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1919年以前,「國語學校」師範部及「總督府醫學校」是當時台灣的最高學府,也是培養 台灣知識份子的搖籃。由於這樣的背景,日治時代前期的台灣社會, 教師與醫生是主要的知識份子,普遍受到社會的尊敬;特別是醫生的收入高,更成為台 灣人羡慕的職業。許多家庭都以栽培子弟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就讀為榮。這種社會風氣延續至今 ,許多父母仍以子弟考上醫學院,培養子弟成為醫師為榮。

當時總督府為普及國語教育,需要大量的師資,因此國語學校的師範部採公費制(政府負擔學費), 畢業後又有教職保障,因此也成為貧苦台灣子弟所嚮往的出路。因此,升學考試的競爭相當激烈。

台北師範學校。 台南師範學校。

圖:台中中學校(1915年)

1895至1919年之間,較著名的教育事件是「台中中學校」的成立。

1914年(大正3年), 台灣士紳林獻堂等人鑑於國內一般教育僅至「公學校」及「國語學校」的國語部,又都以學習日 語為主。因此結合台灣士紳,希望創辦一所專供台灣人就讀的中等學校。

在林獻堂 的倡導下,除了霧峰林家出資最多以外,台灣各地富賈如辜榮顯(鹿港辜家)、林熊徵 (板橋林家)、顏雲年(基隆顏家)、陳中和(高雄陳家)等人都慷慨捐資。當建校的經費籌措已足, 總督府卻不願讓台灣人創立自己的中等學校,遲遲不核准設校的申請案。

最後的妥協方案,則是由林獻堂等人將建校的資金捐贈給總督府,由總督府於1915年創辦公立的「台中中學校」。

「台中中學校」是日治時期第一所專收台灣人的中等學校(高級中學),即今日「台中一中」的前身。 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在台灣主要城市設立中學,日本人多就讀「一中」,台灣人則就讀「二中」; 唯獨「台中一中」例外,以台灣學生為主,日本子弟則就讀「台中二中」。

1919年(大正8年)1月4日,總督府首次發布《台灣教育令》,開始較有系統的建立台灣 各級(初級、中級、高級及職業學校)教育系統,但還是採雙軌制,日本籍學生的教育依據日本內地法令, 而台灣人就讀的學校,教育內容仍比日本同級學校程度低,修業年限較短。

這一年,日本首次指派文官背景的田健次郎就任台灣總督。田健總督為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世界各地興起的「民族自決」的思潮,統治採取較開明的作風,逐步取消台日教育的隔離 及差別對待。田健治郎任內,致力於公學校的增設,以普及初級教育。

1922年(大正11年),台灣總督府頒布《改正台灣教育令》,實施「台日共學制」, 初級教育仍維持台日隔離教育(公學校、小學校),中等學校以上則採台日共學制。

這樣的措施看來立意雖佳,強調教育平等,台灣人也可報考原本只收日本學生的中等學校,然而由於 中學入學考試都以日文作答,台灣人就讀的「公學校」,教材較日本人的「小學校」程度低, 因此入學考試往往無法與日籍學生競爭。雖然台灣學生在初級學校占了絕大多數,但中等學校及高等學校的 學生卻以日本籍學生占多數。只有以招收台灣人為主的「總督府醫學校」及「師範學校」才有較多的 台籍學生註3

1922年,《改正台灣教育令》實施後,雖然台灣島內的中等學校及高等學校日漸增多, 但由於台籍學生處於升學競爭不利的情況,錄取的學生以日本人為主。因此,不少台灣人只好選擇前往 日本國內升學,形成赴日本升學讀書的管道反而比在台灣參加升學考試還容易的特殊現象。

圖: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

隨著台灣的產業逐漸發展,對於農工商業技術人材的需求增多,職業學校也成為總督府規劃教育的重點之一。

1917年,總督府成立「台北商業學校」(今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1919年,成立「嘉義農林學校」(今國立嘉義大學), 專門招收台灣子弟為主。

後來又增設「宜蘭農林學校」及「屏東農業學校」。工業學校、水產學校也都陸續增設。 這些日治時期成立的學校,在台灣光復後,校名或有變更,但大多延續至今。

1928年(昭和3年),總督府成立「台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 成為日治時期台灣唯一的一所大學,也是台灣的最高學府。 台北帝國大學配合日本南進政策, 以研究台灣、華南及東南亞(南洋)等地的人文為研究重點,初期設立「文政」及「理農」兩個學部,後來陸續增設醫學部、工學部。 就讀的學生以日本人為主,台灣學生人數極少,且多集中於醫學部(原「台總督府醫學校」)。

1930年代,台灣教育制度最值得一書的是實施了國民義務育。當時全台各地兒童就學率逐漸提高,全面實施義務教育的時機 已成熟,於是總督府於1939年(昭和14年)制定《義務教育實施要綱》。1941年,總督府廢除「公學校」、「小學校」 的差別待遇,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1943年,總督府正式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屆齡學童強制必須接受義務教育。至1943年底,全台共有 1099所國民學校,小學生932,525人,兒童就學率達71%,在當時的亞洲僅次於日本國內,已接近歐美國家的水平。

日本統治台灣,所有的教育投資固然是基於殖民統治利益的需要,其高等教育明顯地排擠台灣籍學生,造成台灣人受教育機會 的不公平待遇。然而在初級教育方面,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消除文盲,提高人民素質,也為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奠定了相當 的基礎,這是不可否認,且應予肯定的歷史事實。

旅遊日期:2008.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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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初期的臺灣社會風貌)


註1:例如, 我曾看見過的枋橋公學校(板橋 國小)、新竹橫山公學校大山背分教場(豐鄉國小 -已廢校)、苗栗三灣公學(三灣國小)等。

註2:1926年(昭和元年), 日本人、台灣漢人、台灣原住民兒童的就學比例如下:

類別 男子 女子 平均
日本人 98.3% 98.1% 98.2%
台灣人(漢人) 43.0% 12.3% 28.4%
台灣(高山族) 74.3% 69.4% 71.8%

註3:1926年(昭和元年), 中等學校以上,日本人、台灣人就學人數的比較表:

類別 小學/公學校 中學校 高等女學校 實業學校 師範學校 醫學校
日本人 24,733 2,242 1,227 996 135 93
台灣人 210,272 1,718 607 682 1533 343
(原始資料:矢內原忠雄著《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引自葉榮鐘著,《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冊)


[日治時代學校舊照片]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899年)。今日的「台灣大學醫學院」。

台北第一中學校(1898年始創,1922年定名)。今日的「建國中學」。

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1904年)。今日的「北一女」。

台南第一中學校(1914年)。今日的「台南二中」現址。


高雄第一高等女校(1914年)。今日的「高雄女中」。

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1917年)。今日的「台南女中」。

台北商業學校(1917年)。今日的「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台中商業學校(1919年)。今日的「台中技術學院」。

嘉義農林學校(1919年)。今日的「嘉義大學」。

台中第一高等女學校(1919年)。今日的「台中女中」。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19年)。今日的「中山女高」。

台中第二中學校(1922年)。今日的「台中二中」。

新竹第一中學校(1922年)。今日的「新竹中學」。

台北高等學校(1922年)。光復後裁撤,為今日「師範大學」校舍。

台北第二中學(1922年)。今日的「成功高中」。

高雄第一中學校(1922年)。今日的「高雄中學」。

新竹高等女校(1924年)。今日的「新竹女中」。

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今日的「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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