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一篇为《台湾历史回想》系列之一，回顾日治时期台湾的教育发展史， 做为《重读高中历史课本系列－日治时期》的延伸阅读。 限于篇幅及个人认识浅薄，只是做初略的整理而已。 对我来说，回顾日治时期的教育制度，不全然只是史料的整理而已，也是实际生活经验的一部份。例如， 我的父母都接受过日治时代的“公学校”（小学）教育，而我曾就读过的学校也是成立于日治时期。 这篇文章提到一些学校，也搜集了一些旧照片，或许有些读者有机会在这里遇见母校的旧影。 图：芝山岩国语传习所（设于惠济宫） 晚清时期，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曾设置“西学堂”，尝试引进西方近代教育的体制，但 因主政时间不长，刘铭传去职后，新政多遭搁置。台湾真正实施普及化的西式教育，是从日治时期开始。 1895年（明治28年），日本正式领有台湾，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来台，担任总督府第一任的学务部长 （相当于教育部长）。伊泽修二是日本明治维新时第一届公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1890年创立 “国家教育社”，呼吁日本实施国民义务教育。台湾总督府成立后，伊泽修二即发表《台湾教育意见书》， 主张以免费义务教育方式来普及日语，以有效统治台湾。台湾总督府欣赏其意见书，邀请其来台担任总督府学务长。 同年，在伊泽修二规划下，总督府在台北市士林的芝山岩（芝山岩） 的惠济宫设立第一所“国语传习所”，招收台湾子弟入学，学习日语。芝山岩国语传习所即今日士林国 小的前身，是日治时代台湾教育的发源地。 不料，次年初即发生“芝山岩事件”（日本人称为“六氏先生事件”），芝山岩国语传习所的六名日籍 教职员遭到抗日群众的杀害，伊泽修二因未在芝山岩学堂，而幸运逃过一劫。事后，总督府在芝山岩设立神社， 接受学生参拜，并视此地为台湾教育圣地。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自题字立碑以悼念遇害的教职员。 芝山岩六氏纪念碑 芝山岩神社 图：宜兰南澳“蕃童教育所”（国语传习所） 1897年，伊泽修二离台。这一年，日本在各地增设14所国语传习所。1898年（明治31年），总督府将 “国语传习所”改名）为“公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专供台湾人就读。日本人的子 弟则进入“小学校”就读。 这种台人、日人隔离就学的教育措施，总督府是基于台湾纳入日本领土时间 不久，台湾人不熟悉日语，因此采取权宜的隔离教育。“公学校”、“小学校”使用的课本教材 不同，“公学校”的教材较浅显，内容不如“小学校”。虽是权宜的措施，却形成台人与人日之间 教育的差别待遇。日本人就读的小学校获得官方提供较佳的教学资源，形成日后升学竞争的不公平。 当时，“小学校”是由总督府出资设立，而“公学校”是由各庄街役所（公所）自行筹措经费。这是因为 日本领台之初，军费浩繁，总督府财政困窘，无法大量设置“公学校”。各庄街的“公学校”，总督府只 负责教师薪资，学校校舍及行政经费须由各街庄自行负担，能负担得起的街庄，才准予设立“公学校”。 有些街庄的地方父老，为了使子 弟有机会接受教育，或者慨慷捐出私人土地做为学校用地，或者捐款集资兴建校舍，直到今日，我们仍可 在一些成立于日治时代的国民小学校园内，看见这种捐修建校的纪念碑，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教 育史（注1）。 当时，原住民儿童的就学率远高于汉人儿童的就学率（注2）。 这是因为日本人为了加强理蕃事业，使原住民能归顺日本政府，因此总督府相当重视对原住民的教化，当时设置 的“蕃童教育所”与“蕃人公学校”，都是由官方出资，免费让原住民儿童入学。教材的内容则较简易，修业的年限 也比一般“公学校”较为缩短。 大稻埕公学校（1896年），今日“太平国小”。 角板山（桃园复兴乡）“蕃童教育所”。 图：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899年） 初期除了设立“国语传习所”之外，台湾总督府也设置“国语学校”。“国语学校”分为“国语部”及“师范部”， 前者是以学习日语为主的中等教育（初中程度），后者主要是为了培养“公学校”的学校教员，因此以招收台湾籍学生为主。 后来总督府将“国语学校”改称“师范学校”。至1919年（大正8年）时，分别设有“台北师范学校”及 “台南师范学校”。 此外，台湾总督府为了解决岛内迫切的公共卫生及医疗环境的问题，特别注意医学人材的培养。1899年 （明治32年）时，设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专门招收台湾人子弟，实以医学教育，修业五年。 1919年以前，日本在台湾实施的教育情况大致以上所述。优秀的台湾子弟从“公学校”毕业后， 除了赴日本留学外外，在岛内的主要的升学管道极为有限，一是进入“国语学校”师范部（后来改称“师范学校”）， 毕业后担任公学校的教员（例如台湾作家吴浊流）； 二是进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毕业后成为医生（例如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台湾民众党的创立人蒋渭水，都是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1919年以前，“国语学校”师范部及“总督府医学校”是当时台湾的最高学府，也是培养 台湾知识份子的摇篮。由于这样的背景，日治时代前期的台湾社会， 教师与医生是主要的知识份子，普遍受到社会的尊敬；特别是医生的收入高，更成为台 湾人羡慕的职业。许多家庭都以栽培子弟进入总督府医学校就读为荣。这种社会风气延续至今 ，许多父母仍以子弟考上医学院，培养子弟成为医师为荣。 当时总督府为普及国语教育，需要大量的师资，因此国语学校的师范部采公费制（政府负担学费）， 毕业后又有教职保障，因此也成为贫苦台湾子弟所向往的出路。因此，升学考试的竞争相当激烈。 台北师范学校。 台南师范学校。 图：台中中学校（1915年） 1895至1919年之间，较著名的教育事件是“台中中学校”的成立。1914年（大正3年）， 台湾士绅林献堂等人鉴于国内一般教育仅至“公学校”及“国语学校”的国语部，又都以学习日 语为主。因此结合台湾士绅，希望创办一所专供台湾人就读的中等学校。 在林献堂 的倡导下，除了雾峰林家出资最多以外，台湾各地富贾如辜荣显（鹿港辜家）、林熊征 （板桥林家）、颜云年（基隆颜家）、陈中和（高雄陈家）等人都慷慨捐资。当建校的经费筹措已足， 总督府却不愿让台湾人创立自己的中等学校，迟迟不核准设校的申请案。 最后的妥协方案，则是由林献堂等人将建校的资金捐赠给总督府，由总督府于1915年创办公立的“台中中学校”。 “台中中学校”是日治时期第一所专收台湾人的中等学校（高级中学），即今日“台中一中”的前身。 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在台湾主要城市设立中学，日本人多就读“一中”，台湾人则就读“二中”； 唯独“台中一中”例外，以台湾学生为主，日本子弟则就读“台中二中”。 1919年（大正8年）1月4日，总督府首次发布《台湾教育令》，开始较有系统的建立台湾 各级（初级、中级、高级及职业学校）教育系统，但还是采双轨制，日本籍学生的教育依据日本内地法令， 而台湾人就读的学校，教育内容仍比日本同级学校程度低，修业年限较短。 这一年，日本首次指派文官背景的田健次郎就任台湾总督。田健总督为因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世界各地兴起的“民族自决”的思潮，统治采取较开明的作风，逐步取消台日教育的隔离 及差别对待。田健治郎任内，致力于公学校的增设，以普及初级教育。 1922年（大正11年），台湾总督府颁布《改正台湾教育令》，实施“台日共学制”， 初级教育仍维持台日隔离教育（公学校、小学校），中等学校以上则采台日共学制。 这样的措施看来立意虽佳，强调教育平等，台湾人也可报考原本只收日本学生的中等学校，然而由于 中学入学考试都以日文作答，台湾人就读的“公学校”，教材较日本人的“小学校”程度低， 因此入学考试往往无法与日籍学生竞争。虽然台湾学生在初级学校占了绝大多数，但中等学校及高等学校的 学生却以日本籍学生占多数。只有以招收台湾人为主的“总督府医学校”及“师范学校”才有较多的 台籍学生（注3）。 1922年，《改正台湾教育令》实施后，虽然台湾岛内的中等学校及高等学校日渐增多， 但由于台籍学生处于升学竞争不利的情况，录取的学生以日本人为主。因此，不少台湾人只好选择前往 日本国内升学，形成赴日本升学读书的管道反而比在台湾参加升学考试还容易的特殊现象。 图：台北帝国大学（1928年） 随着台湾的产业逐渐发展，对于农工商业技术人材的需求增多，职业学校也成为总督府规划教育的重点之一。 1917年，总督府成立“台北商业学校”（今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1919年，成立“嘉义农林学校”（今国立嘉义大学）， 专门招收台湾子弟为主。后来又增设“宜兰农林学校”及“屏东农业学校”。工业学校、水产学校也都陆续增设。 这些日治时期成立的学校，在台湾光复后，校名或有变更，但大多延续至今。 1928年（昭和３年），总督府成立“台北帝国大学”（今国立台湾大学）， 成为日治时期台湾唯一的一所大学，也是台湾的最高学府。 台北帝国大学配合日本南进政策， 以研究台湾、华南及东南亚（南洋）等地的人文为研究重点，初期设立“文政”及“理农”两个学部，后来陆续增设医学部、工学部。 就读的学生以日本人为主，台湾学生人数极少，且多集中于医学部（原“台总督府医学校”）。 1930年代，台湾教育制度最值得一书的是实施了国民义务育。当时全台各地儿童就学率逐渐提高，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的时机 已成熟，于是总督府于1939年（昭和14年）制定《义务教育实施要纲》。1941年，总督府废除“公学校”、“小学校” 的差别待遇，一律改称“国民学校”。 1943年，总督府正式实施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届龄学童强制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至1943年底，全台共有 1099所国民学校，小学生932,525人，儿童就学率达71%，在当时的亚洲仅次于日本国内，已接近欧美国家的水平。 日本统治台湾，所有的教育投资固然是基于殖民统治利益的需要，其高等教育明显地排挤台湾籍学生，造成台湾人受教育机会 的不公平待遇。然而在初级教育方面，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消除文盲，提高人民素质，也为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相当 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且应予肯定的历史事实。 旅游日期：2008.03.19【推荐本文给朋友】 【相关标签】 注1：例如， 我曾看见过的枋桥公学校（板桥 国小）、新竹横山公学校大山背分教场（丰乡国小 －已废校）、苗栗三湾公学（三湾国小）等。 注2：1926年（昭和元年）， 日本人、台湾汉人、台湾原住民儿童的就学比例如下： 类别 男子 女子 平均 日本人 98.3% 98.1% 98.2% 台湾人（汉人） 43.0% 12.3% 28.4% 台湾（高山族） 74.3% 69.4% 71.8% 注3：1926年（昭和元年）， 中等学校以上，日本人、台湾人就学人数的比较表： 类别 小学／公学校 中学校 高等女学校 实业学校 师范学校 医学校 日本人 24,733 2,242 1,227 996 135 93 台湾人 210,272 1,718 607 682 1533 343 （原始资料：矢内原忠雄着《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引自叶荣钟着，《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册） [日治时代学校旧照片] 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899年）。今日的“台湾大学医学院”。 台北第一中学校（1898年始创，1922年定名）。今日的“建国中学”。 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1904年）。今日的“北一女”。 台南第一中学校（1914年）。今日的“台南二中”现址。 高雄第一高等女校（1914年）。今日的“高雄女中”。 台南第一高等女学校（1917年）。今日的“台南女中”。 台北商业学校（1917年）。今日的“台北商业技术学院”。 台中商业学校（1919年）。今日的“台中技术学院”。 嘉义农林学校（1919年）。今日的“嘉义大学”。 台中第一高等女学校（1919年）。今日的“台中女中”。 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1919年）。今日的“中山女高”。 台中第二中学校（1922年）。今日的“台中二中”。 新竹第一中学校（1922年）。今日的“新竹中学”。 台北高等学校（1922年）。光复后裁撤，为今日“师范大学”校舍。 台北第二中学（1922年）。今日的“成功高中”。 高雄第一中学校（1922年）。今日的“高雄中学”。 新竹高等女校（1924年）。今日的“新竹女中”。 台北帝国大学（1928年）。今日的“台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