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
◎社會階層的頂層－地主、郊商與士紳

從乾隆時代開始，地主、郊商與士紳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頂層階級，在地方上具有名望及影響力。

由於台灣是個移墾社會，土地的開發，涉及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所以主持拓墾事物的墾首（大地主）自然成為地方 重要的領導人物。而郊商是掌控台灣進出口貿易的商人階層，經商致富的巨賈，也成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此外，經由科舉考試，獲得功名的士紳，則享有傳統的社會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地方領袖。 清廷從領台之初的康熙25年（1686年），就在台灣實施科舉考試，優秀的台灣子弟可前往福建參加 鄉試。而由於台灣處於早期的移墾社會，民俗尚武，文教不興，學生素質不如內地學生，為此 清廷還特別提供保障名額（註1）。

即使如此，早期台灣人民對科舉並不熱衷。一直到道光3年（1823），台灣才出現了第一位進士， 是新竹人鄭用錫。

總計清朝統治期間，台灣人共有38人考中進士，320人考中舉人。大部份都是出現於19世紀。19世紀中葉以前， 台灣人考中武科（武進士或武舉人）的人數遠多於文科，這反映出台灣移墾社會的特性，居民常需倚賴武力自衛， 因此社會普遍瀰漫著崇尚武藝的氣氛。19世紀中葉之後，文科出身的人數遠超過武科，代表著台灣社會的轉型， 文教愈興，社會愈穩定，於是尚武的風氣逐漸衰微。

圖：台灣漢人移民的原鄉

◎社會階層的底層－羅漢腳

清廷治台之初，由於荒埔土地廣大，且土壤肥沃，移民來台拓墾，處處充滿機會，謀生不難，因此 吸引中國大陸一波波的移民來台，或循合法管道，或採偷渡方式。

當時流行一句 民間諺語：「台灣錢淹腳目」，說明了台灣對於移民的吸引力。

初期來台的移民，追隨墾首，參與土地拓墾，可以分得部份土地經營權，成為「小租戶」；而隨著可耕作土地 趨近漸飽和，晚至的移民，有些還可承租別人的土地，成為「現耕佃農」，但更晚來到的移民， 連成為佃農的機會都沒有，多只能成為長工或短工，協助別人耕種，或牽罟捕魚，或抽藤伐樟，或擔任隘寮守衛， 工作風險高，卻收入微薄，謀生不易。從19世紀時，台灣出現了《勸君切莫過台灣》這樣的歌謠（渡台悲歌）， 勸告在大陸原鄉的親友，千萬不要前來台灣謀生。

當時的台灣出現一群沒有家產、沒有家室的遊民，被稱為「羅漢腳」。這些淪為社會底層的貧民，由於沒有出路 機會，對未來沒有希望，往往加入幫會，參與械鬥，或受蠱惑而為非作歹，成為社會不安的因素。

圖：平埔族聚落

◎漢「番」通婚與家族延續

清廷長期對台的禁止攜眷的規定，使得初期台灣的漢人社會，性別嚴重失衡，適婚年齡的漢人男子往往不易找到 結婚對象，於是漢人與當地平埔族通婚的例子漸漸增多。

因此台灣有一句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或者說：「有番仔媽，無番 仔公」（註2），說明了早期台灣社會男性漢人與女性原住民通婚的 情形。而一些從事於原住民部落買賣交易的漢族商人（稱做「番割」），為了加強與原住民的關係，也常娶原住民女子為妻。

至於已婚卻無子嗣的家庭，因台灣為移民社會，不容易找到有血緣的子姪晚輩來收為養子，以繼承香火， 只好收養異姓人家的子弟為嗣，而稱做「螟蛉子」。當時台灣社會，這種情況很普遍，因此收養沒有血緣的人為子嗣， 一般大眾並不以為意。一些有錢人家也喜歡收養螟蛉子，以增加家族的人力以協助管理龐大的產業。

此外，台灣移民之間，基於情義與相互照顧的需要，也發展出一種「擬血緣」的家庭關係，互相「結拜」為異姓兄弟； 由於結拜的時候，要互相交換生辰八字，所以「結拜」的兄弟互稱為「換帖」。此外，還有一種方式是加入祕密會社， 例如，「天地會」就是當時在台灣流傳的一個祕密會社。「林爽文事件」就與「天地會」有關。

圖：清廷頒授「功牌」給協助平定亂事有功的民眾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台灣是一個移墾社會，民風強悍，加上清朝消極的統治，種種不當的政策與吏治，二百年間竟發生了 近百次的大大小小民亂，稱得上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動亂的原因，各有不同的背景， 初期多以官府統治失當（例如租稅問題或官員殘虐），激起民變，而叛亂者多以「反清復明」為號召。 後期的民變，則原因紛雜，或起於漢番衝突，或起於族群械鬥，或反抗官府政策等。

清廷治台年間，最嚴重的「三大民變」為康熙60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 ，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

除了漢人的反抗事件，原住民也曾因不滿被官府欺凌，或因商社、通事的嚴重剝削，而起來反抗。 其中以雍正9年（1731）大里西社的反抗事件的規模最大，曾有2000多名平埔族人包圍彰化縣治，中部平埔族各社紛紛響應。

官民對抗之外，族群分類械鬥亦極嚴重。來自不同原鄉的大陸移民，彼此相互敵視，例如閩人、粵人因語言不同 而分群，而同為閩省則又因縣府不同而分群，例如泉州人與漳州人相處不眭；即使同一府治，縣級區域又可細分出不同族群， 例如「三邑人」（惠安、南安、晉江）與非「三邑人」。

不同族群之間，一旦發生利益衝突時（例如爭搶農業用水），往往各自集結同一族群的人，彼此相互械鬥，拼個你死我活。 族群之間械鬥頻繁，清代學者魏源形容為「七、八年一小鬥，十餘年一大鬥」。總計清朝時代，台灣約發生60次大 規模的分類械鬥。直到19世紀中葉以後，族群分類械鬥的風氣才漸漸消失。

圖：平埔族兒童在「社學」就讀

◎教育的發展

清朝在台實施科舉，設立書院，以傳遞傳統儒家文化及做為學子投入科舉之途。

乾隆以前，學院都設置於台南；乾隆以後，才擴及各縣廳。總計有清一代，全台設立的書院約五、 六十所。

早期台灣為移墾社會，民眾以謀生的經濟需求為先，並不熱衷科舉。而隨著地主、富賈階層的出現， 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逐漸開始送子弟進入學書院就讀，以培養成為科舉或士紳人才。這些受過教 育的士人，在地方上以文會友，倡導詩文，逐漸為社會帶來一些文化氣息。

也有一些民間設立「義學」，免費提供一般窮苦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但整體而言，因一般家庭以務農為生， 需要勞動力，對識字讀書的需求較低，再加上經濟及交通條件受限，因此兒童就學率並不高。另外， 有些兒童或年輕人前往店家當學徒，或多或少有機會得到一些非正式教育的機會，學習一些簡單的讀寫和算術能力， 以因應日常工作所需。例如，清末台灣就流行一本識字書《千金譜》，內容多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事物或器具名稱。 商家學徒花錢買一本來閱讀，並向他人請教，以習得基礎的文字辨讀能力。　

原住民教育方面，荷蘭人統治時期，為了向原住民傳教，曾教導原住民以羅馬拼音書寫自己的語言（這種羅馬拼字被稱為 「新港文書」）。這種文字歷經明鄭時期，一直到清代初期仍然繼續使用，一些漢人與平埔族人訂立的土地租約， 還可看見這種羅馬文字。清朝對平埔族進行教化，在番社設置「社學」，設「教冊番」（擔任教師的原住民）， 教導原住民兒童一些儒家啟蒙的書籍。

隨著時間演化，在漢人優勢的文化影響下，平埔族人融入漢人社會，改用漢姓，穿上漢人服飾，飲食生活習慣亦逐漸漢化， 從外貌及言語舉止已很難區別平埔族人與漢人。平埔族文化最終趨於沒落，幾乎已完全消失。

圖：林朝英的書法作品

◎文化的發展

19世紀中葉以前，文學藝術主要流行於社會頂層的官宦及士紳階層。

一直到19世紀中葉以後， 由於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社會較為富裕，文學藝術才擴展至一般社會階層。

在文學表現方面，早期的作家多為大陸來台的仕宦，為台灣寶貴的文獻記錄。例如郁永河（浙江杭州人）， 曾來台採硫，寫下膾炙人口的《裨海紀遊》。中期的作家，如姚瑩（ 安徽桐城人），曾來台擔任官職，代表作品為《東槎紀略》。後期的作家，則以吳子光及施士洁為代表。吳子光（廣東嘉應人）， 道光年間來台依親，定居於苗栗，著有《一肚皮集》。施士洁（台灣台南人），擁有進士頭銜， 著有《喆園吟草》、《後蘇龕草》、《後蘇龕合集》三書。

在書畫方面，早期的作品也多出自中國大陸來台的仕宦及流寓人士。繪畫作品多師法明、清時期的中國畫家， 以水墨花鳥為主。主要的代表人物，例如，謝琯樵（福建詔安人），曾在霧峰林家作客。林朝英， 祖父自康熙年間移民來台，書、畫皆有可觀，書法尤其有名。日本人曾稱讚 林朝英是清代台灣唯一的藝術家。台灣最受歡迎的書體是隸書，其代表人物是呂世宜（福建廈門人）。 呂世宜於道光年間來台，在板橋林家作客，精於金石之學，曾替板橋林家購置近千種金石拓本，被稱為 台灣金石學的導師。

圖：板橋林家花園

在戲劇文化方面，主要與民間信仰有關，做為酬神、驅邪等宗教目的。

到了後期亦有以純娛樂為主，富貴人家可花錢 請戲班至宅院演出。民間流行的音樂，風格上可分為「南管」與「北管」，可用來伴奏，亦可單獨演奏。或是簡單 的一應一答，相互對唱，俗稱「相褒」。

此外，也有說唱藝術，民眾聚於廟宇，聽說書或老人講故事，也是常見的通俗文化。

在建築藝術方面，清代初期，台灣一般的民宅，大多採土埆搭建，再覆以茅草。18世紀初以後，經濟漸漸發達後，「以瓦易茅」 ，先從廟宇的建築開始，然後是店鋪，最後普及至一般的民宅。直到19世紀，大戶人家已有能力興建豪華宅第， 例如新竹進士鄭用錫的「北郭園」、台北板橋的「林家花園」。 建材甚至遠從中國大陸進口，匠師也有聘自中國大陸。

建築形式的特色，則有用陶瓷片做「剪黏」或用交趾陶來做為房屋裝飾，來表現建築的藝術美感。
（∼待續）

日期：2008.02.12

註1： 康熙26年（1687）起，福建鄉試，特別設台籍保障名額1至2名。乾隆4年（1739）起，於京城會試設保障名額， 即台生赴考10人最少錄取1名。

註2：「公」是指「男性祖先」，「媽」是指「女性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