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寒假”，果然是个“寒冷的假期”，窝在家里避寒，继续阅读高中历史课本，先前已整理发表过 “日治时代的台湾”，今日起接着介绍“清领时代的台湾”。大清帝国统治台 湾二百一十二年（1683－1895），这段期间，一波波来自闽粤的移民渡过“黑水沟”，来到台湾，在此地 建立家园；由南而北，由西而东，将台湾大部份的平原及丘陵地带，由荒埔开垦为良亩，台湾也展成为一个 以汉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
图：台湾地图 （1735年耶稣会教士绘－只绘出台湾的西半部）
◎台湾弃留论
康熙22年（1683年），施琅率舰攻打台湾，澎湖一战，击败了郑氏政权的海军，郑氏政权信心溃决， 郑克塽放弃抵抗，决定投降，结束了郑氏三代在台湾22年的经营。施琅登陆台湾后，将郑氏官员、军队全数 遣返中国。
郑氏政权灭亡，清廷如何处置台湾，却出现了“留台”、“弃台”的争论。主张弃台者，认为既然郑氏政权已消灭， 台湾乃“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之广；裸体文身，不足共守。日费天府金钱而无益，不如徒其人而空其地。” 平台有功的施琅则坚决主张不应放弃台湾这块新得的领土，于是上呈《台湾弃留疏》，力陈保有台湾的利益及重要性。
在施琅的强烈建议下，终于改变康熙皇帝的态度，而将台湾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设“一府三县”，派兵万人驻守， 台湾隶属于福建省管辖。
图：清朝统治台湾之初，府城及县厅都不准兴建城垣
◎清廷对台统治的消极与戒惧
清朝虽然将台湾纳入版图，但深恐台湾孤悬海外，明郑残余势力会藉机死灰复燃，因此对台统治采取 种种防范及限制政策，以避免台湾成为叛逆的温床。例如，派任官员采轮调制，驻台的军队也都由外 地派任，不准在台选雇士兵，且驻军采“班兵制”，每三年轮调一次，不使官兵久驻台湾，在此生根， 而形成割据之势。官员及班兵皆不准携眷来台，以做为牵制。
当时的台南府城及各县治都不准兴建城垣，以避免万一台湾发生民变时，城池被叛民所据，可藉以对抗官兵。 清廷对于移民来台，更是采取极严格的限制政策。做法包括：一．成年人必须经过申请核准， 才能前来台湾谋生。二．禁止妇女和儿童来台。因此来台谋生者无法携眷。三．粤地人 民禁止申请来台（注1）。
这样的限制措施，虽然曾短暂放宽或解禁，但基本仍维持管制的政策， 一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在钦察大臣沈葆桢建议下，清廷才完全取消限制的政策。
虽然官府采取禁止措施，但仍然阻止不了闽粤地区的人民冒险偷渡来台谋生，而为了躲避官府查缉， 因而发生许多惨绝人寰的偷渡悲剧（注2）。
当时来台的移民，多会集合同乡而成聚落，一则可互相照顾，二则可共同对抗不同族群来抢争地盘。 清廷亦默许同一族群集群居为庄，一则可避免不同族群混居造 成冲突；此外，万一社会发生动乱时，官府亦可利用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矛盾，分化其团结，以有利清廷的统治。
图：台湾行政区域图（1683年）
◎台湾的行政体系及行政区域
清初在台设“一府三县”（“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府治设于今日的台南市。在台湾府之上， 设有“台厦兵备道”，首长为“道台”，兼管台湾和厦门，后来道台长驻于台湾，只负责管理台湾府，因而改 称“台湾道”，为台湾最高行政首长。台湾府的首长为“知府”，各县的首长为“知县”，各厅的首长 为“同知”或“通判”。
清廷针对台湾特殊的民情，也设置过一些特别的官职，例如“理番同知”，负责处理台湾的原住民事务。 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台湾民变不断，为了监察台湾的吏治，特别设置“巡视台湾御史”，定期来台视察， 以了解民情，并监督地方行政（注3）。
清廷统治台湾的二百年期间，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增广及内外环境的挑战，进行了三次主要的行政区域调整， 分叙如下（注4）：
【初期建置】1府3县（康熙22年．1683年）
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
【第一次调整】1府4县2厅（雍正元年．1723年）
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
（注：嘉庆17年，新设“噶玛兰厅”，将宜兰平原纳入版图，而成为“1府4县3厅”。）
【第二次调整】2府8县4厅（光绪元年．1875年）
台北府－宜兰县、基隆厅、淡水县、新竹县
台湾府－台湾县、彰化县、嘉义县、凤山县、恒春县、埔里厅、澎湖厅、卑南厅
【第三次调整】1省3府11县3厅1直隶州（光绪13年．1887年）
台北府（北路）－宜兰县、基隆厅、淡水县、新竹县
台湾府（中路）－苗栗县、台湾县、彰化县、云林县、埔里社厅
台南府（南路）－嘉义县、安平县、凤山县、恒春县、澎湖厅
台东直隶州
在县、厅的行政组织之下，还设有“里”或“保”、“街”或“庄”等基层组织。“街” 是指人口较稠密的聚落，通常是商业、手工艺或附近物产的集散地，“庄”则是指一般的 乡间村落，居民以农、林、渔、牧为生。有时关系密切的数个庄会自行结合成“联庄”。 官府为有郊控制地方治安，在康熙年间即实施“保甲制度”，以十家为一牌，十牌为一甲， 十甲为一保，目的使人民相互监督。
基层机构有胥吏管理地方事务，但由于胥吏人数有限，清朝官府常委托所谓的 “头人”（地方领袖）来处理地方公共事物，例如在开垦新土地时，官府将一块区域拨给垦界或隘界 的“头人”（垦首或隘首），并委由“头人”维持地方治安，并缴交赋税。即使后来垦区设庄后，“头人” 仍保有其在地方的权势及影响力。
图：平埔族人（J. Thomas摄影）
◎对原住民的管理与政策
清朝统治台湾之初，将台湾原住民区分为“生番”及“熟番”，前者多居于山地，所以又 称“高山族”；后者则是指汉化程度较高的原住民，多居于平地，能与汉人和平相处，称为“平埔族”。 清朝统治权力仅及“熟番”，对于“生番”则采隔离措施，以避免汉人与“生番”接触而产生冲突。
然而汉人不时有越界拓垦，侵入山地的情况，不断引起汉人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造成死伤事件。 虽然官府三申五令，又竖石立碑，禁止汉人越入“番”界，仍然无法阻挡。至清朝乾隆年间， 官府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冲突问题，于是实施大规模的划界。
官府在汉番界线处，以天然山溪或挖堀土沟，做为隔离措施。挖掘壕沟之后，运用土石在其旁堆成土堆， 以做为界线。土堆的外形如卧牛，以称为“土牛”。 土堆旁的深沟，则称“土牛沟”。并设隘寮，雇用 隘丁，既禁止汉人越界拓垦，也防范“生番”越界出草杀人。
至于清廷对于“熟番”（平埔族）的管理，则沿袭明郑时朝以来的习惯，称原住民聚落为“社”或“番社”，原则上 采自治的原则，其头人（部落领袖）由各社自行产生，早期称“土官”，后期称为“土目”，再由官府任命。 官府则在各社设置通事，负则翻译及交涉。此外，官府为方便收税，在番社设置商社，由商社（或由通事兼任） 承包税租，先向官府缴税，然后再由商社向原住民征收农林渔牧产品，以做为税金。由于商社居间剥削与欺凌， 造成平埔族人遭受极大的权益损失（注5）。
图：台湾的农家
◎清代农业的发展
清朝统治的二百年期间，台湾的平原土地都已完成开垦。农业开垦，大多是由民间自行组织的垦户所 开发出来，官府多只扮演审核、监督及课征税收的角色。唯一较特殊，由政府所主导的新竹北埔地区的开发。 当时官府主动邀集广东及福建籍的移民，以“金广福”为垦号，合力开发北埔一带的丘陵地。
清朝时代，未被开垦的荒壤，称为“埔地”或“荒埔”。有兴趣拓垦的团体或个人，称为“垦号”或“垦户”，可 向政府提出拓垦申请，经审核及公告一定期间，若没有地主提出异议，官府就会发给“垦照”，这时垦号或垦户就 可以召募农民，对这块土地进行拓垦（注6）。
初期，汉人来台拓垦以无主的荒埔为主，而随着时间演进，可供开发的土地愈来愈少，至雍正二年（1724年）时， 清廷开放汉人可开垦平埔族的土地，于是汉人透过承租、交换或借贷，或者入赘的方式，以取得平埔族人的土地。 期间，也有汉人以欺骗或武力的方式掠夺平埔族人的土地。
土地的开发、农业的发展，成功与否，水利设施是关键要素。台湾大多数的灌溉水圳或埤塘大多是由垦户自行投资开发及 经营，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施世榜（1671－1743）在彰化平原修筑“八堡圳”，此外，台中的“猫雾梀圳”、 台北盆地平原的“琉公圳”、板桥土城一带的“大安圳”也是民间修筑完成的水圳工程。
图：中国戎克船（横洋船）
◎台湾的进出口贸易
在1860年以前，台湾对外的贸易以国内贸易为主，将剩余的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输往对岸的大陆地区。主要的输出品是 稻米和蔗糖。此外，台湾的芝麻、苎麻、花生油、蓝靛，也有出口。进口则偏重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手工艺品如纺织、陶瓷、漆器、 纸张、工具等。
由于中国大陆从明末清初以来，手工业己相当发达，而台湾为新辟的移民社会，无法立即建立 本土的手工业，因此以所生产的农产品交换中国大陆的手工产品，反而较自行发展手工业有利，而形成两岸区域分工 的现象。两岸贸易往来频繁，一年有数十至数百艘中国式帆船（横洋船） 往来台湾海峡（注7）。
最初，清廷只开放台南鹿耳门为唯一对外的港口，以管控贸易及移民进出。至乾隆晚期（18世纪末）， 随着台湾中北部陆续开垦，清廷又陆续开放鹿港及八里坌；至19世纪时， 又开放噶玛兰的乌石港及彰化的海丰港（麦寮）。
当时从事两岸贸易的商行，称做“郊商”。各个港口郊商常组成同业公会，称为“行郊”。
台湾当时的行郊以国内贸易为主，交易对象为中国沿海的港市，依运送的口岸的位置，厦门以北的宁波、上海、天津等地，
称为“北郊”；厦门（含）以南，例如泉州、漳州、香港、汕头等地，称为“南郊”。而行郊依产品不同而有“糖郊”
、“茶郊”、“布郊”等各种的郊商。当时较著名的行郊，台
南有“三郊”，鹿港则有“八郊”（注8）。
（～待续）
日期：2008.02.09【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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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清朝最初禁止粤地人民来台，所持的理由 是“潮州、惠州之地，为海盗渊薮，积习未脱，其民禁止来台。”据说是出自平台将军施琅的建议。 施琅为福建闽南泉州人，素与潮州、惠州一带的粤人有隙，因此施琅趁机阻挠粤人来台拓垦。 初期来台的移民于是以闽南人为主，成为日后台湾人数最多的族群。
注2：
乾隆17年（1752年）台湾县的知县，就曾叙述偷渡客遭“客头”
（偷渡掮客，相当于现在的人蛇集团）不人道对待的种种悲惨遭遇。例如：
“灌水”：客头将偷渡客装进船舱，然后将舱盖钉牢，禁止偷渡客出来活动，以避免被官府发现；
一旦船只失事，偷渡客完全无法逃生，只能葬身鱼腹，称为“灌水”。
“放生”：当船只接近台湾海岸时，为避免被查缉，常停泊于外海沙洲，然后逼偷渡客跳海，
自行泅游上岸，称为“放生”。
“种芋”：偷渡客从外海沙洲游向海岸时，中途海底地形深浅不一，或有偷渡客身入泥淖或暗礁而无
法动弹，被称为“种芋”，而惨遭海浪吞噬。
“饵鱼”：有时登岸时，刚好遇到涨潮，不谙水性的偷渡客被浪潮卷走，则被客头戏称为“饵鱼”。
以上的种种情形，都说明当时偷渡者的悲惨遭遇。再加上，后来台湾土地日渐开发，来台谋生已不像早
期有那么多的机会。于是台湾有所谓的《渡台悲歌》的地方民谣，奉劝在大陆的亲友千万不要渡海来台湾。
歌词内容例如：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
注3： 清朝时代有两位著名的巡台御史，一是满州人，名字是六十七，来台视察时，曾命人将当时平埔族人的 风土民情绘制成册，名为《番社采风图》；另一位是汉人，名为黄叔璥，来台巡视之后，写了一本 《台海使槎录》，详细记载当时台湾汉人及原住民的生活情况。这两本书成为我们了解18世纪台湾社会的重要参考文献。
注4： 清朝在台三次主要的行政区域调整，都是因特定的事件而体会到原有行政组织不足以因应新的变局，因此做出行政区域的改变。 第一次调整（1723年），是“朱一贵事件”（1721年）之后，增设了“彰化县”及“淡水厅”第二次调整（1875年）， 是“牡丹社事件”（1874年）之后，在沈葆桢建议下，增设“台北府”。第三次调整（1887）年，是“清法战争”（1884年）之 后，台湾建省，北、中、南各设台北府、台湾府及台南府。
注5：关于汉人对于平埔族人的欺凌剥削，清代郁永河的《裨海纪游》一书
有详尽的叙述，请参考：
三百年前台湾西部大旅行－读《裨海纪游》（下卷）
注6： 荒埔开垦成农田后，垦户就向官府登记，垦户就成为业主（土地所有权人）。 这时业主会再将土地分给一起参与开垦的民众，然后向他们收取租金。因此，业主成了“大租户”，而分到土地的农民成为“小租户”。 小租户由于参与开垦，因此享有所谓的“永佃权”，拥有永远经营这块田地的权利，且这项权利不受大租户把土地卖给别人的影响。 因此小租户实质上也是土地的拥有者，而成为“一田两主制”。在这种情况下，小租户也可以再将土地出租给真正从事农耕的佃农， 然后向佃农收取租金，而形成所谓“大租户－小租户－现耕佃农”这种“三层土地所有权关系”。这种复杂的土地关系， 一直到日治初期，台湾总督府才废除大租户， 确立以小租户为唯一的土地所有权人及课税对象。
注7： 当时的郊商将台湾的商品运往大陆销售，返程时，则购买大陆的丝绸、布疋、农业用具和生活用品等，运回台湾贩售。 这些进口商品通常材质较轻，因此船只也会装载一些石材，称为“压舱石”，使船只吃水加深，以增加航行的稳定性。 这些压舱石，运抵台湾后，也成为兴建民宅或祠堂的建材。
注8： “行郊”是由从事贸易的商号“行”所组成的同业公会，故称“行郊”。当时较着的郊商，如“台南三郊” 为北郊苏万利、南郊金永顺、糖郊李胜兴；“鹿港八郊” 为泉郊金长顺、厦郊金振顺、南郊金进益、簳郊金长兴、油郊金洪福、糖郊金永兴、布郊金振万、染郊金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