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观义学
大观义学位于板桥林家花园旁，仅一街之隔而已。从林家花园的出口走出来，
没走几步路，横越文昌街，
就来到了这间建于清朝同治12年（1873年），已被列为国家三级古迹的书院。
历经一百二十多年的岁月，今日的大观义学，功能不变，仍是作为教育的用途，门口的招牌写着“大观幼稚园”。我到访的时候
正值上课时间，大门未开，大门旁侧的铁栅门也紧闭着。
走近铁栅门，发现门未上锁，轻推一把，铁栅门缓缓向内移动。我轻步踏入时，却瞥见十几公尺外的庭院内，
警卫的眼光正注视着我。我微笑以应，先用手比着胸前的相机，然后再指向大观义学；警卫会意地微笑点头，
欢迎我进来参观古迹。
庭院中央竖立了一座孔子的雕像，显示这是一处教育机构。大观义学祭祀文昌帝君，也供奉孔子牌位，所以既是书院，同时也
兼有孔庙的色彩。义学的建筑雅洁，红瓦燕尾，砖砌屋墙，石材基座，无一般庙宇的华丽，也无香烟袅袅，宛如一般民间的祠堂。
堂前屋檐下左右各悬挂一排灯笼，各着写“至圣先师”、“文昌帝君”。
义学的正门紧闭，只能从左右侧门进出，这也是一般孔庙的风俗，侧进侧出，以表尊敬之意。进入后，右侧墙壁有落款为
同治12年的《大观义学碑记》，述说大观义学的源起（注1）。
图：大观义学匾额
大观义学是当年由板桥林家捐地捐钱兴建的。义学所在之地，可以远眺大屯、观音两山对峙，因取
两山之首字，命名为“大观义学”。“大观”与“大官”谐音，亦与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相符。
此外，“大观”又有视野、见识、胸襟广阔之意，对于当时处于族群对峙、械斗阴影下的板桥人来说，亦深具
意义。
大观义学的成立，起因于咸丰9年（1859年）的漳泉械斗。
这场大械斗遍及大台北盆地的板桥、中和、万华、士林一带（注2）。
双方厮杀激烈，板桥林家的家丁师傅徐才（徐元帅）也在这次的
械斗中身亡。这场流血冲突至次年（咸丰10年），双方才收兵和解。
虽然漳人、泉人暂时和解，冲突稍缓，但仍存心结，乃至于彼此之间，婚丧喜庆，互不往来。林本源为板桥地方
望族，为了化解漳泉之间彼此仇视的心理，第四代掌家的林维让，破除情面，将妹妹许佩给泉州籍的举人庄正。
同治2年（1863年），林维让、林维源兄弟与庄正共同创立“大观书社”，在书社里，以诗文会友，增进漳泉之间
的交流，化解彼此的成见，以促进地方的和谐。
同治12年（1873年），“大观书社”更扩大为“大观义学”，由板桥林家出钱，教育漳泉子弟共同习文，以促进族群
融和，义学的成立，也使板桥的文风日盛。据《台湾省通志稿》记述，当时台湾各地的义学，规模及设备完整，且成绩可
观者，以淡水厅芝兰一堡的芝山岩文昌祠义塾及枋桥街的大观义学最为著名。
大观义学的设立，不仅带动板桥的文风，亦逐渐消弭漳泉之间的隔阂。虽然旧仇宿怨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
和解之路也非三年两载能竟其功，然而诚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德高望重的漳泉领袖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便逐渐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效果如何？义学设立之后的一百一十七年，祖籍漳州的我，娶了泉州女为妻，亲身见证这了这一
族群融合的历史效果。以我自己的家庭内观察，今日漳泉之间偶尔仍会有口角，但械斗的遗风已不复存在。
对于大观义学，则不能不存有感念之心。
图：枋桥建学碑
走出大观义学，沿着北门路走，左转文化路之后，便来到板桥国小的校门前。板桥国小校园内有另一处国家三级古迹－
“枋桥建学碑”。来到校门口，正想询问校警时，就望见校园大门内的右前方，竖立着一块巨碑，正是我要探访的建学碑。
板桥国民小学的前身是“枋桥公学校”。最初，日本人在板桥设立公学校，就是设于大观义学之内。
后来，校舍逐渐不敷使用，于是板桥林家再捐出板桥国小现址的土地，并捐钱协助兴建新校舍。板桥
林家热心公益，资助兴学，得到台湾总督府的嘉勉。明治41年（1898年），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特颁立“枋桥建学碑”
以表彰板桥林家的贡献。
枋桥建学碑高3公尺，宽165公分，是由当时著名书法家日下部东作所书，碑文字迹秀丽。碑文历经百年岁月，
风霜满面，字迹多已模糊难辨，而其间又经人为破坏，碑石上的日本纪元及日人姓名都遭到涂毁破坏。
碑石背后则已竖立新的解说牌，
详载碑文内容（注3）。
从碑文中得知，立碑当时，台湾总督府已在全台设立了二百二十八所学校。
日本人引入新的教育制度，始自1895年。日本据有台湾之际，随即设立第一所学校于士林芝山岩惠济宫内的“文昌祠义垫”，
名为“国语传习所”，开始招收台湾子弟学习日语。当时地方未靖，次年初，陈秋菊等率抗日兵勇袭击台北城，士林地方人士亦
群起响应，袭击芝山岩“国语传习所”，杀死六名日籍教职员，震惊日本当局。事后，日本人在芝山岩竖立碑纪念，
并设立芝山岩神社，从此奉芝山岩为教育圣地。
日据初期，台湾人仍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多不愿送子弟进入国语学校学习日语，仍进入私塾接受汉文教育。
总督府设立的公学校，初期招生并不理想。据台湾作家吴浊流的传记所述，
这种趋势一直到大正时代（1912年）才逐渐扭转过来。多数的台湾人逐渐体认到时代已不可逆转，学习国语（日语）
才有出路，于是纷纷送子弟进入公学校就读。从此公学校的就学率逐渐攀升，台湾的识字人口也随
之提高。
图：板桥国小
日据时代教育的普及，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出生于三芝偏远山区的杜聪明先生受惠于这
一现代教育制度，并得之于日籍校长的关照，后来成为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我的父母亲也在日据时期完成了
公学校（小学）的教育。日籍教师当中也不乏热心于教育者。就我个人经验所及，一直到二十几年，我的母亲都还定期参加小
学同学会，以招待小学时的日本籍导师来到台湾游览。这样的小学同学会持续举办，一直到这位日籍导师过逝
之后才划下了句点。
而即使我们的生活经验里不乏这样温馨的小故事，日本时代的教育体系带有歧视性及殖民地的色彩，也是昭然的事实。
台湾人的小孩就读“公学校”，日本人的子弟就读“小学”，彼此分开，采隔离教育。台湾人被禁止就读法政科系，
只能往师范、医、农等科系等发展。教育行政体系之内，各级学校校长必定由日本人担任，台籍教师无论如何优秀，
升迁受到限制，而台籍、日籍教师同工不同酬，待遇相差甚多。少数日籍督学及教师更怀有优越感，歧视台湾人。
台湾作家吴浊流曾任教于关西公学校马武督分教场，就因为不满日籍郡视学（督学）肆意侮辱台籍教师，因而愤慨
辞职。
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知识份子因汉民族的文化认同，难免心灵苦闷，而一般百姓则或多或少受惠于日本人所实施
的国民基本教育。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既是“日据”，也是“日治”，回首起来，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其功与
过，既不必过度否定，亦不必过度肯定，而当持平以对。
日渐消磨、历经岁月风霜与人为破坏的枋桥建学碑，而今终于摆脱纷扰，成为国家三级古迹，永立于板桥国小校园。
建学碑，见证了板桥国小的校史，也成为台湾历史记忆的一部份。
旅游日期：2007.10.04 （写于2007.10.15） 【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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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大观义学碑记如下：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余谓非必天下也，即一郡一邑亦然。风俗必本人心，
人心关乎士习。贤才不遽得，当培养而玉成之。然则化民成俗之原，兴贤育才之道，莫要于建学立教。
淡水，海外荒徼，入版图最后。国初以前，废为狉獉。开辟百十年，瘴雨蛮烟，
悉为含鼓嬉游之宇。然地富庶而人强悍，睚比之怨，逞刃相仇，连年累岁，
亡身破家不休。其性耶习耶？其不学不教之咎耶？淡北距堑城学宫百余里，
惟艋舺有学海书院，而甄陶未广，僻壤孤村之士，既闉教泽，甚有漫分气类，
毕生裹足不登书堂者。民风之陋，士习之颓，职是故欤？
岁癸亥（同治二年），余游寓于兹，思有洗涤而振兴之。商诸外兄弟观。察林君维让、维源，首倡义赀，
创学舍于板桥东北隅，月集诸生考课。余不才，忝司月旦既砥砺其德业，亦柔和其心性。远迩士人，翕然向风。
迩来民无竞心，士有奋志，恭陋文风，日振日上，而科名亦遂以踵起，则教学之明验大效也。
夫湮郁之开在人不在地，转移风气在士不在民。士为四民之首，一举一动，关系民气。
士习端，则民生观感兴起，日趋于善；漓则乡里效尤放纵，日鹜于争。故为士者望弥隆，
责亦弥重。诸生既诵法先圣，称衣冠之士，非徒株守章句，揣摩时尚，以弋取科名而已。
所当纳身礼让之中，以变移乡俗为己任。修于身而型于家，日与子弟乡人言，出入友助，
和亲康乐，共为尧舜之民，兴仁兴让，且遍国俗。中原礼义之邦，文物之地，何能以加。
兹余内渡十年，再游斯土，深幸士气民情，骎骎日盛。由是薰陶振作，使游淡北者，谓斯之
风俗人才，冠绝海邦，岂不懿哉！
顾惟义学之设，鸠赀仅二千金，而土木营构，已逾五千余，所建祀田三十石，
及按岁考课膏火费用数百金，皆观察君昆仲捐助勉成。恒产未谋，后恐难继。
寸心用是耿耿。而余以亲舍白云，未敢淹留，客路清风，无从恢广。观察君昆
仲好义性成，图始必能图终，或后之君子有与余同志者，不独诸生之感，亦余所厚望也。
义学之前，大屯、观音山对峙焉，故名大观。为屋二，中祀文昌帝君，
券诸生之文明，兼奉濂洛关闽五先生，示学术之标准。前为行礼出入之所，
两旁学舍十余。前后有隙地可扩充，尚迟有待。余忝倡是谋，且两登讲席，
敢不揣固陋而为之记。其捐赀姓名，另书他石。
同治十有二年癸酉中春
温陵庄正并书
监工杨早明
注2：这次的械斗，据
《淡水厅志》卷十四《详异考》兵燹（附）记载如下：
“九年九月七日癸酉，漳、同互斗；是日枋寮街（中和）火，漳泉互斗；并烧港仔嘴（板桥埔墘）、瓦窑（今中和、永和交界处），
、加腊仔（今台北万华）等庄，旋而摆接（今板桥）、芝兰（今士林）一、二堡亦斗，纵房屋。”
注3：碑文内容如下：
枋桥建学碑 台湾总督府正三位佐久间左马太篆额
枋桥属台北摆接堡，而市肆殷盛，为摆接冠，林氏本源居之，颇负德望。先世忧文教不兴，
刱建义学曰大观社，又于台北倡建文庙，出赀助成西学堂。自改籍后，庶政鼎新，急于建学，
枋桥则假大观一宇，以充校舍。既历十年，诸生日众，而狭隘不足容矣。今林君尔嘉、彭寿、
鹤寿、嵩寿、熊征继先志，请捐金建学校，政府许之，乃相地于枋桥东北隅，庀材鸠工。
明治四十一年二月三日起工，五月二十五告竣。林君立碑记其颠末，具状乞余为文，乃为之记曰：。
前后校舍，前则一长一百二十三尺，广二十三尺有奇；后则二长各五十尺，
广各二十三尺有奇，连接两廊。前方中央架楼高十有三尺，广称之。为室六，容席一百七十，
都以炼瓦构筑，虽无仑奂之美，然规制浑，坚信可经久。用工六千人，縻金二万二千七百九十四圆，
其二千二百七十九圆为政府补助，自经始至竣工，悉合图案，以底有成。
顾全台学校二百二十有八，大抵为新筑，如艋舺、嘉义、宜兰诸校，辄称壮大而成于众力，
独斯校成于独力，尤为难得。允与诸校比隆，岂不懿哉！
按林氏家祖石潭君名平侯，居新庄，开大姑陷番疆，擢柳州知府。娶妻王氏封淑人，生国华字枢北、国芳字小潭。
以其地不便，移居枋桥，称曰本源。枢北生维让字巽甫，小潭生维源字时甫，维濂字敦甫，父子皆授观察。
当刘抚帅省三秉台政也，时甫为帮办抚垦钦差，任开拓之务。又玫意学事，奘励具至，故人文渐兴，
顽犷之风，悉化为礼义之俗。所谓蔚山川而开风气者，非耶？而斯校之成，余甚嘉其后之有志也。
抑是役也，台北厅长官加藤尚志屡来视，且举落成式。祝曰：“今校舍作新，足以励众，
他日其必有英才勃兴。仰体朝廷，覃敷教泽，而一风化之意，以赞盛世之治。自今而后，
余于诸生有厚望焉，谅哉！”兹并记而勒于石，以成林君之志，其亦可以风世也夫。
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从四位勋三等大岛久满次撰
正五位日下部东作书
明治四十一年八月
[行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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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义学，国家三级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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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义学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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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义学右壁堵的老虎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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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义学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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枋桥建学碑（国家三级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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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已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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枋桥建学碑解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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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街景（文化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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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南线捷运府中站。搭捷运离去。再见！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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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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