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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為序其端（為這本書作序）。國藩陋甚，齒（年紀）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文章章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指文章的結構、佈局和文采。），曾無一字相襲（互相抄襲，指各有特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意指後人不會寫文章，強迫自己摹擬古人的文章，於是有的模擬得像，有的模擬得不像；模擬得像就說合「章法」，模擬得不像就說不合「章法」。）。
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若他們不是等著摹擬，就能夠發自內心而寫出自然的文章。），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文章大致有二種：一是說理，一是抒情。都是每個人本身都具有的。）。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中國古代書籍主要是用墨寫在竹木簡上。人們將竹木劈成狹長的細條，經過刮削整治後在上面寫字，單獨的竹木片叫做「簡」，若干簡編連起來就叫做「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惇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大概都有自己的偏好，或偏理，或偏情。）。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不夠中立客觀。）。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形容詞藻豐富多采。）而寡實（很少有實質的內容）。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對偶的辭句；指駢體文。）。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韓愈、李翱）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韓愈等人提倡文，仍然無法改變東漢以來已流行的駢體文風尚。）。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鄒，孟子故鄉；魯，孔子故鄉。），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此皆習于義理者類也。
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啟塗軌，遠搜漢儒之學（指漢儒重視訓估考據的學術風氣。），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昔日）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為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向之一變已。（註：東漢至唐，流行駢體文，注重文章辭采；宋代至清代康雍之間，流行古文，注重義理。乾嘉之際，流行考據之學，注重文字校義。至桐城派興，主張文章（辭采）、義理、考據三者並重。《湖南文徵》一書所選的文章，以義理類為主，情韻類（辭采）居次，而少有考據之文。）
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為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周敦頤，湖南人。），作《太極圖說》、《通書》，為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屈原、周敦頤，一言情，一言理，都沒有效法某一流派，卻都能寫成好文章。），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不強調章法而章法不曾有亂。）。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異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考據方面的文章搜集太少，因為前哲的倡導不夠宏大，而後世文人亦少欣慕考據之文。）。研生之學，稽（考核）《說文》以究達詁，箋（ㄐㄧㄢ，注釋。）《禹貢》以晰地誌，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取其文章的優點而不沉溺自己的偏好。），其猶君子慎于擇術之道歟？
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湖南湘鄉白楊坪人。道光18年（1838年）進士。咸豐、同治年間，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外有英法聯軍之禍。咸豐二年（1852年）冬，太平軍之亂，曾國藩以在籍兵部侍郎奉命督辦湖南團練，乃集合羅澤南、胡林翼、彭玉麟等創立湘軍，初肅清湖南，進而與太平軍角逐長江，卒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曾國藩積極提倡洋務運動，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同時是一位軍事家、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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