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自訟文

余曰：「子言誠是也。雖然有非，有未必非，不可以無辨。」客曰：「子何言之愎（ㄅㄧˋ，固執任性。）也？伯玉三代上賢者，大聖人（指孔子）之友，猶知非若彼。子何言之愎也？」

余曰：「是有說焉。傳記所載伯玉事，年歲先後，不盡可考。據《左氏傳》，初紀從近關（離都城近的邊關。）出，在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左傳·襄公十四年》：「（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孔子《世家》再紀主蘧伯玉家，在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相距六十有八年。當是弱冠登朝，歷事獻、殤、襄、靈、出五公。其年五十，在襄、靈之際。《傳》所記「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奸：冒犯。語出左傳襄公十四年：（文子）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如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侃侃正論（侃侃：謂直抒己見，從容不迫。），不與時相（當時宰相）孫林父、寧喜為黨者。其事在五十以前無疑（指蘧伯玉五十歲之前，已能侃侃正論，不與奸人為黨，並非至五十歲而知四十九之非。）。從可知所謂知非者，蓋學問中精微（精深微妙；精粹。）之語，于生平大節無與。不然，以不黨時相為非（如果蘧伯玉真的是五十歲才知道四十九歲之非，那麼他年輕時不與當時的宰相為黨作亂，不就所謂的"為非"了嗎？），將以黨為是乎？且以伯玉之賢，亦何至四十九年之全非，而待五十之改弦更張也（以蘧伯玉的賢能，怎麼可能到四十九歲還為非，而須等到五十歲時才能改過。）。知人論世，宜體此意矣。

余何人斯，庸敢（豈敢）與伯玉比！顧亦有不肯妄自菲薄者，願為子一一陳之。生平居官，未嘗于長吏求一差使，居家未嘗于當事進一關說。未嘗受一瞞人（隱瞞別人；見不得人。）之錢，未嘗為一負人之事。天地鬼神，實鑒臨之。前者被謗之舉，為民為國，開罪于權門勢族而不悔，亦庶幾不黨孫、寧之遺意（與蘧伯玉不與孫林父、寧喜為黨的事跡相同。）。以此為非，將隨波逐流為是乎？（如果我這麼做是錯的，難到要隨波逐流嗎？）其不然明矣（我的行為並沒有錯，這是很明確的。）。承先人遺業，薄田十頃，衣食僅給，米鹽靡密（繁瑣細碎），輒親為之。人或以善治生為非，顧將不衣食乎？抑不求諸此轉求諸彼，如世之鑄橫財者為是乎？其不然又明矣。惟是妄念有未盡耶？機心有未忘耶？嗜欲或由強制，大廷（朝廷議論的地方）是而有衾影之非（衾：被子。南朝齊·劉晝《新論·慎獨》：「故身恆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指不愧獨自一人。衾影之非：指個人受到批評。意指議論國家政事正確，卻被人批評為有私心之非。）耶？出入難免持籌（手持算籌。多指理財或經商。），廉儉是而有吝嗇之非耶？（為了生活難免會有理財，養廉節省，卻被人批評為有吝嗇之非。），好名太過而矯矜之非耶？（太過愛惜自己的名聲，卻被人批評為有矯揉矜飾之非。）憂世太過而怨尤之非耶？（太過憂心國家現況而被人批評為有怨尤之非。）是固不足言學問精微（這樣的見解固然不足以談論學問的精微。），而必宜知其非者也。雖然，未已也。余好讀書，未嘗一日廢業。性迂，未嘗與一曲燕（曲宴，猶私宴。）。自謂無足奇，人輒交口稱之。余滋恧（ㄋㄩˋ，羞慚。）焉。

至生平所自信者有二：操守第一，萬鐘千駟不能易吾節。吏事次之。少賤通知民情，留意掌故。二者竊自謂不居人下。乃人輒目為文學之士，不以吏事相許。至以非義之取嘗試者，斥甲而乙至，斥乙而丙至。蓋自通籍二十年，雖漸久漸稀，而終不能?。以汔（ㄑㄧˋ，接近；使乾涸。）于今，何與生平所自信者適相反也！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吾豈有遺德（前人遺留下來的美德。）耶？（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然則，身之不修，行之不立，聞望之不足孚於人，可知也。此尤無形之非也。勉之哉！自此以往，若輩絕跡，此心昭然大白於同人，則吾學之進矣。若前者被謗之舉，則雖身修行立，聞望孚於人，滋之不免也。必欲免之，則必入于非而可。吾所謂有非有未必非者如此。」客悅曰：「然則，子真知非者也。」客退，錄為《自訟文》（自訟：替自己申訴。）置之坐右。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晚清思想家。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占南京，奉詔於蘇州舉辦團練。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克蘇州，遁居上海。主張借洋兵助剿太平軍，多次向當局獻策。後助李辦廣方言館（上海同文館）。馮桂芬講究經世致用，注意西學。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之後，呼籲自強之道不可以須臾緩，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採西學，制洋器。其主張對洋務派產生很大影響。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曾印發馮桂芬所著的《校邠廬抗議》，要求群臣閱讀，可見其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