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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就是五種蛀蟲，韓非子認為學者（儒者）、言談著（縱橫家）、帶劍者（俠客）、患御者（害怕戰爭當兵的人）
、商工之民是擾亂法治的五種人。
本篇是韓非重要的一篇文章，據《史記》記載，秦王讀到這篇文章時，慨嘆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這篇文
章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以及時代的不同，治理的方式亦不同，反對儒家的崇古（法先王、講仁義），而強調重賞嚴刑的重要性。
（∼續前篇）
儒以文亂法（儒家學者以其學說來擾亂法律），
俠以武犯禁（俠客用武力來挑戰法禁），而人主兼禮之，
此所以亂也。夫離法（違背法律）者罪，而諸先生以
文學取（被人主錄用）；
犯罪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以私人武力被蓄養）。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取、上、下（法令、錄用、君主、官吏），
四相反也，而無所定（四方面的做法相抵觸，而沒有明確的標準），
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應當被稱讚），
譽之則害功（功業）。
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有直躬（人名，可能是韓非子虛擬的人物，表示
正直的人），其父竊羊而謁（稟告）之吏。
令尹曰：「殺之！（殺了直躬！）」，
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對國君盡忠，而對父親不孝），
報（審判）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
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背；逃跑）。仲尼問其故，
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如果戰死就無法奉養老父）。」仲尼以
為孝，舉而上之（升官）。以是觀之，
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以直躬不孝而殺之）而楚姦不
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相反）也。
而人主兼舉（讚揚）匹夫
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冀；必定是沒有希望的）矣。
古者，倉頡之作書（發明文字）也，
自環者謂之「私」（古代篆文的「私」字
就像環抱的形狀），背私謂之「公」（古代篆文的「公」字，
就像違背環抱的形狀）。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
蒼頡發明文字時，就知道私利與公利是相反，無法兼顧的）。
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不仔細研究）之患也。
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授事，任以政事）；
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卻又讚美仁慈施恩的行為）。
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卻又相信兼愛的主張）。堅甲厲兵以
備難（防備危難），
而美薦紳之飾（卻又讚美文官的服飾；指重用文官）。
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軍人），貴文學之
士（卻又尊貴文學之士）。廢（不任用）敬
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這一類的人物）。
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服役者，
指從事耕戰的人）簡
其業（鬆懈荒廢其本業），而游學者（周遊
講學的人）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待續）
韓非（約前275年－前221年），為中國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
為韓國貴族子弟，他綜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發展成為完整的理論。
韓非多次上書韓王，卻不為所用，憤而著《孤憤》、《五蠹》等篇，十餘萬言。
其後，秦王嬴政讀到韓非的文章，大為讚賞，於是以戰爭為要脅，逼韓非出使秦國。
韓非至秦國後，卻受李斯忌妒，向秦王進讒，陷韓非入獄，最後在獄中服毒自盡。
韓非子一書所談論的核心主題是「主道」（君主的統治術），這套學說成為秦統一
天下之後兩千年來帝王專制統治所奉行的法則。韓非的政治主張未必全然適用於
現代社會。而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韓非子》一書，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兩千多年前，
韓非竟已能寫出如此犀利深刻的議論文，其文章修辭語言精練，句法富於變化，
極具邏輯及分析力，又善於運用大量的歷史、傳說、典故、寓言以強化論證的說服
力及生動性。據《史記》記載，秦王贏政（秦始皇）看到韓非的《孤憤》、《五蠹》
文章時，慨嘆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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